（一）目录：
[1] 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 胡适撰，《白话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 朱光潜撰，《诗论》，北京：三联书店，1998.
[4] 王遥撰，《中国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1998.
[5] 陈寅恪撰,《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11.
[6] 朱祖谋编选、唐圭璋笺注，《宋词三百首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7] 钱锺书选注,《宋诗选注》，北京：三联书店，2011.
[8] 王国维撰,《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 胡适撰,《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0] 王骥德撰，陈多、叶长海注释，《曲律注释》，上海L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二）导读
1.《中国小说史略》导读
鲁迅先生从1920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本书就是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不断修订完善而形成的。1923年由北京大学新潮出版社分上下册首次出版，1925年由北新书局合为一册再版，1930年修订后重印，1935年再次修订后出了第十版。全书共分二十八篇，叙述了从上古神话到清末谴责小说的发展演变过程。
在此之前，传统文学观念对小说并不重视。中国人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年出版）中对小说基本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出版）只用了不到十分之一的篇幅叙及小说；即便在外国人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也都是片断、零散而不成系统的。鲁迅先生在讲授中国小说史之前，曾对相关材料作了充分搜集、考订工作，汇辑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小说本文，以及《小说旧闻钞》这样的小说材料。与鲁迅同时，胡适开始了对明清时期一些著名的章回小说的研究，挖掘到了许多第一手的宝贵材料，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明清小说的认识。这些，都为鲁迅先生写作此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首先，它基本确定了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对象。“小说”这一概念在古代与现代有较大的差异，不同的学者对其内涵与外延也有不同的理解。鲁迅先生在此书中，唐以前的所谓小说，以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的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且作了作品辑录、作者辨伪、创作时代考订等基本的文献工作；唐朝则以散见于各种类书的传奇为主要研究对象，宋朝则以话本、拟话本等白话小说主要研究对象，明清则以章回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后的学者虽然在研究范围上有所扩充，但都承认，以上文本在中国小说中价值最大、成就最高，因此，小说史的研究对象至今为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其次，此书以高屋建瓴的眼光提纲挈领地叙述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过程，相关叙述充分表现出鲁迅具有非常现代的文学观念。比如，前人将志怪小说的源头追溯到《齐谐》与《夷坚》，鲁迅则引入当时还非常新鲜的外来概念，将小说的源头追溯到神话，而且对神话产生的原因、演变的过程、文献中存留的主要神话以及中国神话缺少的原因等都作了简明扼要的分析与叙述。他指出，与诗一样，唐朝也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唐代传奇与唐前小说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始有意为小说”，实际上，这也是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最大不同。而宋朝以后，小说的一大变迁是白话小说的出现，它们代表了中国小说的最高成就。这些观点，至今依然为学术界所沿用。
第三，鲁迅先生往往能够揭示出文学现象背后的政治、社会、宗教、文化原因。如谈及魏晋志怪小说的兴盛时，鲁迅指出这与汉末以后道教的兴盛、佛教的传入密切相关；在谈到此一时期志人（轶事）小说的兴起时，鲁迅指出，这与东汉以来士人注重人物品第以及清谈之风具有因果关系。在论述神魔小说时，联系宋代宣和以来“道流羽客”的习俗，以及明时方伎杂流拜官的社会现象，指出这种社会风气是神魔小说产生与兴盛的土壤。
第四，由于对研究对象有着深入的认识，加上本身具有高度的分析、概括与语言能力，鲁迅对相关小说的分类、命名与评价往往准确精当，如将明代小说区分为神魔小说、人情小说；将清代小说区分为讽刺小说、人情小说、才学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公案、谴责小说等，大部分为后人沿用。如评价《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说《儒林外史》的结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均为不刊之论，后人很难再措一辞。
总之，此书是这一领域内的开山之作，距首次出版已经九十多年，但大部分的观点、结论依然为学术界所沿用，几乎没有发现什么重大的错误，这可以说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观。
（撰写人：王青）
2.《白话文学史》导读
此书原是胡适在1921年为教育部所办的国语讲习所编写的文学史讲义，经过反复修改后，1928年由新月书店出版。在此之前，中国文学史论述的重点放在传统的诗、赋、文上，而这些作品均是用文言写作的；词、曲以及小说等用白话写就的文体虽有所论及，但重视不够，所占篇幅很小。胡适于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标志着新文学运动的发端。这以后的十年间，胡适一直在大力倡导“白话文学”。为了强调“白话文学”渊源有自，有着悠久的优良传统，胡适以一种全新的文学观、价值观重新评判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文学史作了全新的叙述，将“白话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的核心内容，这大大影响了后人的文学史编纂。可以说，我们现在所接受的文学与文学史观念，很大部分来自于胡适的这部《白话文学史》。
胡适编纂《白话文学史》的逻辑起点在于中国历史上语、文分离这一事实。在他看来，战国时语体与文体就已经分开，到了汉朝，古代的文体就已经基本脱离了语言而不为大众所理解，但依靠着政府实行的诸如科举等政策得以保存，但在日常生活中并无人运用，所以是一种死去的语言。真正的文学则产生于大众所通用的白话文中。胡适此书所说的“白话”有三个意思：第一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晓畅的话。这样，“白话文学”的概念，不仅指用口语创作的作品，也指用明白晓畅的文言创作的作品。此一范围，基本能够涵盖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部分优秀作品。据此，胡适认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核心部分。
为了提升白话文学的地位，胡适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价值观，概括而言，那就是“活”的文学远高于“死”的文学，平民文学远胜于贵族文学。文言作品，是采用业已死亡的语言写就的作品，所以，它是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而白话文学，则用的是活的语言，反映的是现实的生活，所以它是充满生气的、自然的、活泼泼的。由于大部分优秀的作品出自于平民，所以胡适特别推崇平民的、贴近平凡日常生活、表达真实的痛苦与快乐的作品；反对贵族的、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的作品；从他的个人趣味出发，他更喜欢诙谐生动的风格。
在这些价值观念指导下，相比于前代文学史著作，胡适叙述的唐前文学史的主体内容可以说是全新的：包括了民歌（汉朝民歌、魏晋南北朝的民歌），以及受民歌影响的文人五言抒情诗和叙事诗（他称之为故事诗），浅近的接近口语的散文，口语化的佛教翻译文学，唐朝的白话诗与文人乐府（其中很重要的是文人所写的新乐府）等，这些都是以前的文学史所忽略、轻视的。由于胡适的提倡，这些作品（除了佛经翻译文学之外）都提升成为文学史的经典，其内容都成为后来通行的文学史中论述的重点。而胡适倡导的价值观念，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评判文学作品的主要标准，至今还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白话文学的很多经典作品创作于宋元明清之时，其高潮产生于元朝之后，但胡适的这部《白话文学史》只完成了上卷，对于唐以后的文学，他虽有一个大致的设想，也搜集了不少材料，却一直都没有完成。这大大影响了此书的价值。
（撰写人：王青）
3.《诗论》导读
此书原是朱光潜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授课时的讲义，1942年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印行，1947年增订重版，1984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本，1998年重版。作者认为，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短处是零乱琐碎，不成系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因此，他借鉴西方诗学理论，希望通过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对中国诗歌进行全新的阐析。
全书共分十三章，第1章至第7章是诗歌歌基本理论的介绍，其内容包括了诗的起源、诗与谐隐的关系、诗的情趣与意象，诗歌如何用语言文字表现情感与思想，诗与散文的差别，诗与音乐、绘画的关系等。第8至第12章讨论中国诗歌，其内容包括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中国诗律化的原因与过程，第13章介绍著名的中国诗人陶渊明的身世、交游、阅读和思想，他的情感生活、人格与风格。
朱光潜采用的主要是心理学的方法，文学理论上的一些基本观念则来自克罗齐。在论述诗歌起源时，他认为，诗歌渊源于人类的天性，人类需要诗歌来表现内在情感或再现外部印象，诗歌最初是与音乐舞蹈同源的三位一体的混合物。其第一重创作是个人的，第二重创作则是群众的。诗与谐、隐和文字游戏都有相通之处，处理得好能成为诗的胜境，处理不好，即成为诗的瑕疵，关键在于作者有无至性深情。诗的境界得之于诗人的直觉，其所见的意象恰能表现一种情趣，从而达到情趣与意象的契合，情趣与意象契合的程度可区分出不同的境界。
在谈到语言文字与思想感情的关系时他认为：思想、情感与语言是一个完整联贯的心理反应中的三个方面，情感思想和语言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凡语言必伴有情感或思想，但是情感思想之一部分有不伴着语言的可能，情感中有许多细微的曲折起伏是语言所不达而意识所可达的。诗的特殊功能就在以部分暗示全体，以片段情境唤起整个情境的意象和情趣。
在讨论诗与散文的根本区别时他认为：音律是诗歌这种文体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区别于散文的显著标志，音乐、舞蹈与诗歌的共同命脉是节奏。就中国诗歌来说，所谓的四声，其调质的差别比长短、高低、轻重的分别更为明显，它对于节奏的影响甚微，但对于制造和谐则功用甚大。中国诗的节奏主要是在顿上见出。在中国诗中，韵尤其重要，其最大功用把涣散的声音联络贯串在一起，以回环往复的方式造成章节的前后呼应与和谐。这些观点非常别致，并富有启发性。在谈到律诗时，朱光潜认为律诗最大的特点在于对音律与对仗的追求，对对仗的重视是受赋的影响，对声律的重视则来自于齐梁以后梵学的流行以及对诗歌音乐性的追求。这些都是当时和现今的通行观点。
在论述过程中，此书顺带介绍了西方一些有代表的诗学理论，阅读此书，也有助于对西方文学理论的了解。而在诸多的诗学理论中，《诗论》采择的大部分观点都比较令人信服。因此，此书至今还是最通俗易懂、最有说服力的诗学著作之一。
（撰写人：王青）
4.《中古文学史论》导读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写作于1942-1948年间；1951年由上海棠梯出版社出版，分为《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册；1956年，在经过增删后，改题《中古文学史论集》，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恢复原题《中古文学史论》后再版。
本书所谓的“中古”，起于汉末，迄于梁陈。全书共十四章，大致分三个范围。第一部分着重在文学思想本身以及和一般社会思想的关系，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社会情况、文士地位以及流行思潮对文论、文体辨析以及小说创作的影响。第二部分侧重于“文人生活”和文学作品的关系，包括文人与药、文人与酒、文人的隐逸之风及拟古与作伪的风气等，明显可以看出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对作者的影响，但材料更加详实丰富。第三部分为是文学风貌，论述三曹、七子、潘岳、陆机、徐陵、庾信等中古时期的主要作家，并对东晋和齐梁诗歌发展的历史过程与主要贡献作了详细的分析介绍。
作者对文学史的学科性质有着自觉的认识，在他看来，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它既不同于分析和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为任务的文学批评，也不同于探讨文艺的普遍规律为目标的文艺理论；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因此，本书主要采用文史结合、以史释文、以史证文的方法。作者努力将文学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运用古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来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的生活、政治、社会与思想原因。此书描述中古时期文学发展的过程，但他通常不将文学发展的动力归因于文学自身，而更多地从文学外部去寻找。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对文人生活和心态的研究，他将生活与心态视之为社会、政治影响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在作者之前，鲁迅、陈寅恪等运用类似的方法研究中古时期的文学现象，对作者有很多的启发和引导。
与作者的追求和方法相关联，此书的特点之一是材料丰富，证据充分。他的每一个论断，都不是凭空的臆想，而是有大量史料作根据。有时，为了说明一个论断，作者要连续用上十几条材料。其次是善于总结归纳，能够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点、体现文学规律的文学现象。比如他将东晋诗歌的发展历程归纳为玄言——山水——田园，将齐梁诗歌的特点总结为隶事、声律与宫体，都很好地揭示出这两个历史时期的诗歌特征；通过徐陵、庾信讨论六朝的骈体文，也很好地抓住了六朝文章的发展趋向与特点。第三，由于作者掌握的材料较为全面，也努力追求尽可能的客观，所以，无论在作品的分析、现象成因的探究和作者的评判上都较为客观公允。此书中的大部分观点至今依然沿用，这也充分说明了此书的生命力与价值所在。
（撰写人：王青）
5.《元白诗笺证稿》导读
陈寅格（1890-1969），江西修水人。早年留学日本、欧美，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1925年归国，历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大学中文、哲学、历史三系合聘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等，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著有《寒柳堂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柳如是别传》等。
《元白诗笺证稿》初稿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1950年由原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刊行，1955年经修订由文学古籍刊行社重版，1959年再度经作者校正错误，增补材料，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以1959年版为底本，再度出版。目前通行本为三联书店2001年版、2009年版、2011年版。
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先生运用苦心搜集的大量资料，钩沉索隐，对唐代诗人元稹和白居易的主要作品进行细密的考释和辩证，从而揭示其创作的意旨和背景。全书由《长恨歌》、《琵琶引》、《连昌宫词》、《艳诗及悼亡诗（附读〈莺莺传〉）》、《新乐府》、《古题乐府》等六章及五篇附论组成。书中的众多独到见解，至今仍为学界所称道，比如《长恨歌》指出此诗与陈鸿的《长恨歌传》“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艳诗及悼亡诗》指出艳诗乃元稹为早年情人（陈先生认为即崔莺莺）而作，而悼亡诗则为原配夫人韦丛而作。
与此同时，陈先生以丰富的实例，集中展示了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在笺释《新乐府·道州民》一诗中的“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诸句时，陈先生不仅以史证诗，援引《六典》中的相关条文阐明句意，而且以诗证史，指出“《六典》一书，自大历后公式文字中，可以征引，与现行法令同一效力”， 对有关《六典》曾否行用的史学争论给出了明确的结论。这一研究方法，大大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方向，提高了古代文学作品笺释的科学性。
尽管其中的某些具体观点“或有时而可商”，但该书凭借宏大的视野、繁复的考证，已经成为中国文史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范之作。
（撰写人：程杰、黄浩然）
6.《宋词三百首笺注》导读
朱祖谋（1857-1931），原名孝臧，字古微，号沤尹，别号上彊村民，浙江归安人，与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并称清末四大家。校刻唐宋金元词为《彊村丛书》，辑有《湖州词征》、《国朝湖州词录》、《词莂》、《沧海遗音集》等。朱氏继承并发展清代常州词派的理论主张，所编《宋词三百首》推崇体格、神致，以浑成为主旨，于周邦彦、吴文英分别选录22首和25首，远超两宋诸家。目前可考的版本包括朱氏手抄本（含签条所补，选录86家312首）、1924年刻本（选录87家300首）、重编本（选录81家283首）、三编本（选录82家285首）等。
唐圭璋（1901-1990），字季特，江苏南京人。1922年入东南大学，从词曲大师吴梅学词，毕业后任中学教员、重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授，解放后历任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韵文学会会长。编著有《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宋词纪事》、《宋词四考》、《唐宋词简释》、《词学论丛》等。唐先生据厉鹗、查为仁笺《绝妙好词》例，编成《宋词三百首笺》，1934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初版刊行。而神州国光社1947年版的《宋词三百首笺》，依据的则是朱氏1924年刻本。后以笺本“侧重评语一面”，故增加注解，汇刊一处，编成《宋词三百首笺注》，1958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刊行。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1962年一版二次印本重印。通行本主要包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和人民文学出版2005年版、2013年版。
朱氏的《宋词三百首》，既无词人介绍，也无词作注解，不便一般读者阅读，亟需注本帮助理解，唐先生的《宋词三百首笺注》应运而生。朱选“首录帝王，末录女流，乃当时沿袭旧书编选体例”，笺注本未作改易。笺注本首先介绍词人生平、词集，继而胪列后世对该词人的评语，然后为词作注解、评笺。原选所录词人，半负盛名，唐先生爬梳遗逸，使其字里爵秩，粲然具备。注解部分侧重名物、典故及生僻字，并援引前人诗词加以参证，简要精当。评笺部分博采宋以来诸家词话，兼取小说杂记，汇集历代点评、遗事珍闻，引书达二百馀种。与此同时，笺注本对于朱氏的用心有着深刻的领会，集录陈廷焯、况周颐、梁启超、王国维、陈洵等人的词论，力破周邦彦“疏隽少检”、吴文英“七宝楼台”之谰言，“为后学辨泾、渭，示门户”。唐先生的笺注本，在促进《宋词三百首》不断普及的过程中，成为广获赞誉的经典注本。
（撰写人：程杰、黄浩然）
7.《宋诗选注》导读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就读于牛津大学。1938年回国，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蓝田师范学院、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暨南大学。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著有《槐聚诗存》、《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围城》、《容安馆札记》等。
《宋诗选注》作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的第五种，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其后多次重印或重排，作者均有所校订。1992年第7次重印时，又对注解作了增订，并作为补页附于书末。通行本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三联书店2002年版、2007年版、2011年版。
自古以来，凡诗歌选注之价值，大致可见于选诗标准、诗人介绍和诗作注释三方面，而《宋诗选注》在上述方面均有独到之处。钱先生选录宋诗，恪守诗歌审美标准，坚持“六不选”原则，即押韵的文件、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大模大样地仿照前人的假古董、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和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不选。因此，钱选中既有苏轼、黄庭坚、范成大之类的大家、名家，也有王令、乐雷发之类的所谓“小家”。钱先生对所选诗人的简评，迥异于前人履历表式的作家小传，不仅展现出其对各家艺术风格的精准评定，更体现出其对宋代诗歌主要变化和流派的宏观把握，比如西昆体“只有极局限、极短促的影响”，北宋中后期诗坛除贺铸、唐庚等人外，可分为“苏门”和“江西派”，南宋从杨万里开始，“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选本中的80篇诗人简评，几乎可以构成一部宋诗发展史纲要。钱选的诗作注释，往往并不局限于通常注本的名物训诂、章句串讲，而是融注释、鉴赏、评判为一炉，将传统的直觉感悟提升到艺术审美的高度，甚至进行规律性的总结，比如对王禹偁《村行》“数峰无语立斜阳”的剖析，对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追问，对陆游“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的揣摩。囿于选本体例，钱先生在《宋诗选注》中的卓识高论，尚需联系其其他著作，特别是《谈艺录》、《管锥编》中对宋诗的论述相对读，以互相印证、彼此发明。
（撰写人：程杰、黄浩然）
8.《宋元戏曲史》导读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是中国现代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古典戏曲史论著，在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该论著脱稿于1913年1月，书成之后，其内容先于1913年4月至1914年3月间在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东方杂志》上分载，后于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单行本。后来罗振玉所编《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及赵万里所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在收录此书时，将其改名《宋元戏曲考》，但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该书一直以《宋元戏曲史》之名行世。
《宋元戏曲史》的撰写集中体现了王国维在此前的戏曲研究成果。此前，王国维先后完成了《曲录》（1908）、《优语录》（1909）、《戏曲考原》（1909）、《录曲余谈》（1910）、《古剧脚色考》（1911）等戏曲论著，《宋元戏曲史》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
《宋元戏曲史》全书共分十六章，前有作者《自序》，末附《元戏曲家小传》。
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反映了王国维对中国戏曲起源与形成的认识。认为，中国戏曲起源于上古的巫觋和俳优表演。
第二章《宋之滑稽戏》、第三章《宋之小说杂戏》、第四章《宋之乐曲》，旨在揭示宋金杂剧的渊源。
第五章《宋官本杂剧段数》、第六章《金院本名目》、第七章《古剧之结构》，是关于宋杂剧和金院本的本体研究，主要是依据所用曲调的差异，对《武林旧事》之“官本杂剧段数”和《辍耕录》之“院本名目”进行分类探究。
第八章《元杂剧之渊源》、第九章《元剧之时地》、第十章《元剧之存亡》、第十一章《元剧之结构》、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等五章，集中研究元人杂剧，是该书的精华部分，也是作者用力最勤、影响最大的部分。作者根据《录鬼簿》的记载将元代杂剧作家的时代和活动地区进行了研究。其将元杂剧作家所划分的三个时期即由金入元的蒙古时代、一统时代和至正时代，认为第一期作家最多，多为北人，集中在大都和平阳等地，第二期之后元杂剧中心南移至杭州，作家较少，创作衰落。这样的三期划分及其对元杂剧发展的认识对后世影响很大。王国维认为，“元剧最佳之处，不在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体现了其“一代又一代之文学”的文学观念，影响深远。
第十三章《元院本》，篇幅很短，试图从明初朱有燉《吕洞宾花月神仙会》杂剧中发掘元代院本（由金院本发展而来），弥补了元院本研究的空白。
第十四章《南戏之渊源及时代》、第十五章《元南戏之文章》，专题研究南戏，分析南戏曲牌类别，认为《荆》、《刘》、《拜》、《杀》“四大戏文”及《琵琶记》“视元杂剧对古剧之关系更为亲密”。
第十六章《余论》，补充分析了北剧、南戏之关系，各种戏曲概念之内涵及其联系，中国乐曲与外国音乐之关系，以及中国戏曲的外译等问题，是对前文各项研究的延展。
虽然由于所见材料限制，《宋元戏曲史》存在一些不足，如在该论著中所得出的“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出于元明之间”这样的认识不够精准，将对戏文的讨论置于对元杂剧的讨论之后的做法容易使人误认为元代戏曲是先有杂剧、后有戏文，重视文献考据之法而忽视舞台考察之法有一定的局限性等等，但是从整体上看，《宋元戏曲史》首次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其成就达到了当时戏曲研究的最高水平，其将传统考证与文学史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元戏曲史》通行本有中国戏剧出版社《王国维戏曲论文集》所收本（1957）、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十世纪国学丛书”所收本（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所收本（1998）和岳麓书社本（1998）等。
（撰写人：孙书磊）
9.《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导读
20世纪20年代前后是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期。此时，胡适陆续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古典小说考证的专题论文、序跋及若干商论信札。1942年实业印书馆出版了胡适的古典小说研究论文集，名曰《中国章回小说考证》。该书收录了胡适于1920年至1929年间撰写的针对11种章回小说的考证文章或序跋，集中呈现了胡适在古典章回小说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的内容共有九章：
《水浒传考证》章，包括《水浒传考证》（1920）、《水浒传后考》（1921）及附录《“致语”考》（1921）、《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1929）、《水浒续集两种序》（1923）。
《红楼梦考证》章，包括《红楼梦考证》（1921）及附记一则（1921）、《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1927）、《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跋红楼梦考证》（1922）及附录蔡孑民《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1922）。
《西游记考证》章，包括《西游记考证》（1923），附录董作宾《读西游记考证》（1923）及胡适《后记》二则（1923）。
《三国志演义考证》章，包括《三国志演义序》（1922）。
《三侠五义考证》章，包括《三侠五义序》（1925）。
《官场现形记考证》章，包括《官场现形记序》（1927）。
《儿女英雄传考证》章，包括《儿女英雄传序》（1925）。
《海上花列传考证》章，包括《海上花列传序》（1926）。
《镜花缘考证》章，包括《镜花缘的引论》（1923）、《关于镜花缘的通信》收录胡适与孙佳讯之间关于《镜花缘》考证问题的往来信札（1928），以及孙氏发表在《秋野》1928年第二卷第五期上的《镜花缘补考——呈正于胡适之先生》一文。
上述这些文章多收在《胡适文存》中。胡适在这些文章中详细考证了上述小说的作者生平、成书过程、版本关系，以及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认识。尤其对于《水浒传》、《红楼梦》的考证极为充分，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同是研究中国章回小说，与鲁迅相比，胡适重视文本文献的考证，而鲁迅重视文本思想的研究，二者形成互补。胡适《三国志演义序》说：“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而鲁迅则建议日本学者在翻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时注意订正，建议“详见《胡适文选》”（《致增田涉》）。
胡适的章回小说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创新力度很大。在《水浒传考证》中，他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提供了“历史演进法”。这一方法被他广泛地应用在其对其他小说的研究中，如在研究《三国演义》中，提出“《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在研究《三侠五义》时指出，小说的人物是“箭垛式的人物”等。
胡适章回小说研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其《红楼梦考证》。他提出《红楼梦》是作者“自叙传”，从而结束了“旧红学”的索隐时代，开创了“新红学”研究的新纪元。虽然其将《红楼梦》小说等同于曹雪芹传记的结论不免有些狭隘，但这种知人论世的研究之法为后世的“红学”研究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尤其20世纪下半叶的主流“红学”研究基本是循此方向的。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虽重考证而又不偏废研究，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起奠定了现代学术界对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基础。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通行本有上海书店1980年据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复印本、安徽教育出版社本（1999、200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本（2013）、南开大学出版社“民国中国小说史著集成”本（2014）等。
（撰写人：孙书磊）10..《曲律》导读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春，王骥德、吕天成、孙如法（吕天成表伯父）等人聚会。他们畅谈曲学，嗣后在孙如法的建议和催促下王骥德完成了《曲律》，吕天成完成了《曲品》。《曲品》专于著录曲目，而《曲律》则详于阐发曲理。《曲律》的理论性不仅远强于《曲品》，而且也是中国古代选择论题最为专业、展开论述最为全面、取得成就最高的曲学论著。
《曲律》共四卷，各卷内容如下：
卷一：《论曲源第一》、《总论南北曲第二》、《论调名第三》。卷二：《论功调第四》、《论平仄第五》、《论阴阳第六》、《论韵第七》、《论闭口字第八》、《论务头第九》、《论强调第十》、《论板眼第十一》、《论须识字第十二》、《论须读书第十三》、《论家数第十四》、《论声调第十五》、《论章法第十六》、《论句法第十七》、《论衬字第十九》、《论对偶第二十》。卷三：《论用事第二十一》、《论过搭第二十二》、《论曲禁第二十三》、《论散套第二十四》、《论小令第二十五》、《论咏物第二十六》、《论俳谐第二十七》、《论险韵第二十八》、《论巧体第二十九》、《论剧戏第三十》、《论引子第三十一》、《论过曲第三十二》、《论尾声第三十三》、《论宾白第三十四》、《论科诨第三十五》、《论落诗第三十六》、《论部色第三十七》、《论讹字第三十八》、《杂论第三十九上》。卷四：《杂论第三十九下》、《论曲亨屯第四十》。
归纳起来，上述所论主要涉及以下诸领域：
其一，曲之总论。包括曲的体用与亨屯问题、曲之发展史观及曲的音乐基础等问题。 其二，曲之体制结构论。包括论散曲的体制与风格，剧曲的体制与章法格局，尤其对于脚色名目及其内涵、本事虚实及谋篇布局等讨论尤深。其三，曲之语言艺术论。包括论南曲音韵及其实际运用问题，修辞及其本色、当行问题等。其四，唱论。论及唱之二度创作的意义，对唱者修养的要求等问题。其五，作者论。包括论作者的特长、才气及作曲过程中的通变问题等。其六，批评论。包括选曲态度、评曲原则等。其中，体制论和语言论是《曲律》的重要内容。
在“汤沈之争”的过程中，王骥德属于汤派还是沈派，学术界看法不一。在《曲律》中，王骥德的表述有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论南曲主宗南方之音，在音韵问题上认为不得乖法，在修辞问题上重视辞工，进而提出“辞法合一”的主张，认为惟其如此方能达到“神品”，体现了其曲论的系统性和周延性。
此外，王骥德在论本色、当行问题时的通达，首创衬字之论，提高宾白地位，建立品第原则，奠定戏剧结构论基础，体现“变”的观念等，也都是《曲律》重要的学术贡献。
从研究对象的要素看，王骥德论曲的层面涉及了作者、作品、读者、演员和观众五大要素，虽然侧重对曲词创作、演绎的讨论，如提出“乐之筐格在曲，而色泽在唱”的观点，体现了其论曲重视曲词从问世到传播的实践过程，但其研究的视阈超越了前代和当时的学界，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亦未能超越它。
王骥德《曲律》不以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为己任，而且所论作家作品不多，甚至所阐发的有些观点如认为北曲变而为南曲也值得商榷，但不乏个人的创见。其从总体上看，《曲律》是对戏曲、散曲创作的一次全面总结，具有较为周密的系统性，其论述也有较强的逻辑性，而且，行文委婉赡详，是我国古代戏剧批评史上少有的杰作。诚如任中敏《曲谱》所言：“无王骥德，则谱律之精微、品藻之宏达皆无以见，即谓今日无曲学可也。”
王骥德《曲律》通行本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所收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所收本（黄山书社2006年版）、陈多、叶长海《曲律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等。
（撰写人：孙书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