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望（1912-1990）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主要创始人。先后任南京师范学院(1984年改为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名誉主任。著有诗集《小春集》、《煤矿史》，专著《元次山年谱》、《全唐诗补遗》、《蜗叟杂稿》等。
从乡村学童到都市诗人
孙望先生原名孙自强，字止，晚年别号蜗叟，辛亥革命的次年，也就是1912年农历九月廿三日出生在江苏常熟县新庄乡一个叫做孙家宕的村子里。他的祖、父两代都半耕半读。工词章、精楷书的祖父孙立瀛是一个足迹罕出县境的秀才。父亲孙祖乐早年在家乡当过中小学教员，后到上海执教于爱国女校，这是蔡元培先生创办的一所有民主革命传统的学校。1925年，孙祖乐留学日本，学有建树，回国后著有《社会教育实施法》、《都市教育纲要》及《天才教育》等。家学渊源，熏陶培育，对日后孙望的创作和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时，孙望家只种有三亩半地，孙望有一姊一妹及两个弟弟，七口之家，经济上捉襟见肘，父亲东渡求学都是举债才去成的。孙望在农村念过了初小，高小阶段则是随父在上海爱国女校度过的。当他升人中学之年，恰逢父亲留日之时，所以只得进了乡间的虞西中学。后承父亲的好友钱肩吾关照，孙望又来到钱先生执教的湖州旅沪公学再从头学起，顺利完成初中学业，考入省立苏州高中。苏州高中是一所颇负时誉的学校，沈彬先生、吕叔湘先生教英文，沈同洽先生教国际音标，吴得一先生教文字学，钱穆先生教《孟子》，他们在学生中威信很高，从而引导孙望对文科课程有所偏爱。
孙望在苏州高中只读了一个学期，就随工作调动的父亲来到南京，就读于南京中学的商科。孙望对簿记、财政、会计等课程并无兴趣，却在国文教师汪静之先生的提倡与鼓励下，对新文学渐渐爱好起来。他和同学组织起了“洪荒文学社”，创作了一些新诗和短篇小说在报刊上发表。他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是《天火》，发表于1931年《新民报》“葫芦”副刊；第二篇小说《残年》，刊登在同年4月的《中央日报》上。对这些反映农村生活面貌的作品，虽尚显稚嫩，但汪静之先生却称许有加，热情鼓励。这个时期对孙望热情指导的还有章铁民先生。章先生执教之余还从事翻译，他不顾时忌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等进步作品。章先生还介绍孙望结识了当时尚在中央大学读书的陈梦家和方玮德。陈、方两人都是诗人徐志摩的学生，孙望受他们的影响，亦颇喜欢起新月派诗歌。
1932年，孙望考入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金大中文系在黄侃、胡光炜、吴梅、商承祚、胡翔冬等教授主讲下，颇重古典文学课程，这便使他的兴趣拓展向古代。他对新文学的爱好亦日以俱增，与同班同学程千帆以及校外友人汪铭竹、常任侠、滕刚等发起成立了“土星笔会”的文学社团。每逢星期六下午，他们总在汪铭竹的“土星诗屋”聚会，谈论诗歌主张，从事新诗创作，翻译外国诗歌。除他们几个外，宗白华先生有时也去诗屋，侯佩伊、缪崇群则是常客。其时孙望他们出版过一种小型期刊《诗帆》，共出3卷，每卷6期。此外，还出版了荟萃15种诗集的《土星笔会》丛书，在诗坛颇有影响。《诗帆》中的作品，突出地表现了现代大都市人们的生活和心态，尤其是表现出半殖民地化过程中大都市的畸形形象，明显地带有现代派诗歌的创作特征。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孙望他们被称为“都市诗人”。
在金大读书期间，孙望还与程千帆等组织起“春风文艺社”，借报纸副刊的篇幅编出了一个周刊，与“民族主义文艺”吹鼓手之一的王平陵展开了论战。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作为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剿灭左翼文艺的工具被推出，遭到鲁迅、瞿秋白、茅盾等的揭露和批判。王平陵只得退至南京，主编《文艺月刊》、《读书顾问》等杂志，加上《中央日报》副刊的配合助威，发号施令，俨然以“青年文学导师”自居。孙望、程千帆等初生牛犊借新京日报》副页编出了《春风周刊》，以《论姿势》、《中国需要的作家》等发难文章揭竿，以后每期都刊登一些批评讽刺的稿件。加上《新民报》、《大华晚报》等几家副刊的响应，使得那位“青年文学导师”大为伤神，只得收起了“导师”的招牌，向小卒们“认了错”。不少同学一直认为孙望出身寒门，只顾读书，循规蹈矩，但从这件事上，大家看到了一个正直青年学生块垒在胸、奸恶在前时所显示出来的凛凛正气和积极的斗争精神。
金陵大学的学杂费高昂，尽管那时孙望的父亲已在旧教育部当上了科员，收入略丰于以前，但家中食口众多，负担仍很重，所以孙望只好一面读书，一面又在汇文女中兼课，以月俸弥补费用之不足。这样，他在大学的学习年限便又延长了一年，于1937年7月毕业。
忧国忧民泪直取性情真
孙望刚走出学校大门，抗日战争就爆发了，遂由同乡前辈钱昌照先生介绍，赴长沙工作，在资源委员会所属的一个锑矿管理机关当职员，干的是统计和出口报关工作，每天和纯锑、生锑、锑氧的冶炼、收购和出口数字打交道。生活太枯燥了，孙望充分利用业余时间积极从事诗歌创作活动。时值田汉先生来长沙创办《抗战日报》，廖沫沙先生任总编辑；邀约孙望、力扬和常任侠为该报编辑《诗歌战线》周刊。于是，长沙的诗歌空气一下子活跃起来了。每逢星期天，或在报社，或在孙先生住所，他们举行诗歌座谈会，参加的青年不少，如吕亮耕、林咏泉、葛白晚、阳光、田园等，路过长沙而参加的有李白凤、吴奔星、程千帆、汪铭竹等。在此基础上，孙望他们成立了“中国诗艺社”，出版《中国诗艺》，直至长沙大火才停刊。当时随着日寇的大举进逼，从长沙至下摄司的百里之间，公路上摩肩擦臂的是成千上万的逃难者，人们扶老携幼，呼号啼哭，在蔽天黄尘中捱走，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长沙大火发生于1938年11月12日，为实行所谓“焦土抗战”，国民党政府驻长沙警备部队夜间放火点燃大批房舍，长沙顿成一片火海。侥幸的是，孙望于这场大火的那天清晨随逃难人群离开了长沙。他有一首诗，是这样描写那次灾难的：“半夜长沙火，熏天炙月宫。瓦灰飞近县，烈焰卷云空。焦土民何罪，弃城敌未逢。伤心三楚地，回首一墟风。”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民的同情，对不抵抗者的愤恨。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孙望先后迁徙到湘南零陵和贵州都匀，又于1940年辗转来到重庆资源委员会工作。零陵(即永州)是散文家柳宗元贬谪之所，唐代诗人元结曾出牧于此。孙望足迹所至游赏古址。在都匀，孙望目睹了战难时期县政府腐败的一个侧面。这是一个连绵无尽的高山之间的一个小城，贫穷、落后、残破、臭秽，更兼战乱。当地有这样一个风俗，谁家死了人，就在大门上贴上“当大事”三字，孙望走遍小城，几乎每家门口都有这三个字，而县太爷们却不理政事，不恤民命，花天酒地，打牌赌钱。孙望曾愤然写下这样一首诗：“连峰际九天，苦县万山间。已叹民生促，宁堪赋敛煎。家家当大事，户户断炊烟。县令心何忍，公堂昼赌钱!”但在当时，一个做统计工作的小职员，除表示这一腔愤慨外，还能做什么呢在重庆，孙望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参与诗歌活动。在郭沫若先生领导下，曾和臧云远、艾青、力扬、光未然等人组织诗歌朗诵队，发起诗人节。还在敌机的轰炸声中，与常任侠、徐仲年、林咏泉、汪铭竹等复刊了《中国诗艺》。在此期间，他把自己抗战前和抗战中写的新诗，结集为《小春集》和《煤矿夫》，于1942年分别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和正中书局出版。同年，重庆南方书店出版了他和常任侠合编的《中国现代新诗选》，这部诗集集中发映了抗战前四年新诗繁荣的情况。1944年成都绿洲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编的《战前中国新诗选》，这部诗集则是精选了自《新月诗选》以后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的作品。
抗战爆发以后的孙望新诗已逐渐写少了，但不少篇章依然能给人一种莹净的美感享受。而他的旧体诗大都“直取性情”，表现忧国忧民的情怀，艺术造诣很深。如他1944年写于成都的《锦城旅居有感》：“世道乱于麻，谁为国事嗟高官耽内战，上将惜烟花。志士唯亡命，庸才若聚沙。山河空似锦，强半人仇家。”这是抗战后期所谓“大后方”的真实图景的描绘，有质问，有控诉，有诗人的怒火和“忧国忧民泪”。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即1946年春夏之交，孙望携妻将子万里东归，原应有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的那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豪情与喜悦，但他的《返抵金陵》却仍然透现着不尽的忧伤：“出蜀过秦魏，东归万里身。黄沙飞蔽日，白骨积缠坟。已扫夷虏迹，仍残炮火痕。所经多可痛，含泪到京门。”诗人所经之地令人痛心的现象处处可见，加上“高官耽内战”，完全没有因抗战结束而有稍戢之势，这些在诗人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抗战胜利后，孙望又与汪铭竹、林咏泉等人组织起“星火诗社”，出版过双月刊和单行刊物。南京解放初期，他又与陈山、赵瑞蕻等人组织“诗歌联谊会”，并和上海市诗歌联谊会合作编印过《人民诗歌》双月刊，活跃于新中国诗坛上。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成立时，孙望先生即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并长期担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解放以后孙望先生的诗作则完全呈现出了别样的情怀风致，或描写新的生活，或咏昔怀人，或抒写人生感喟，清新可人，蕴致饱贮。即使是在“文革”期间，虽然他被罢了职，长期被关押在“牛棚”里，受够了审、批、斗的折磨，挨过“左派”学生的脚踢，但他仍然处世旷达，赤子之心不变。1975年他有一首诗这样写道：“层楼傍葛岭，门对断桥开。浅草湖边路，深春雨后苔。惬心酬素愿，举目骋游怀。欲踏长堤去，杨花扑面来。”孙望先生晚年有一些怀人之作，其中《读佩弦先生诗集散题其末》和《纪念闻一多先生》最富代表性。前一首是写朱自清先生的：“不食嗟来食，惟餐秋菊英。扪心无怍色，叩骨有铜声。德仰嵩峰峻，忍怜渭水清。犹贤与敝帚，读是忆先生。”)“敝帚”指朱自清先生的诗集《敝帚集》，“犹贤”指朱自清先生的《犹贤博弈斋诗抄》)第二首是这样的：“忆昔湘垣会，忘年辱下文。忧时评往史，拍案罪当朝。董子无媚笔，陶公不折腰。卓哉闻教授，万代仰风标。”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是在饥饿和弹雨面前毫无奴颜媚骨、决不后退半步的诗人、作家、学者、教授，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十分杰出的人物。孙望先生的诗中表达了对他们的崇敬，也是他自己思想品格的展露。对孙望先生的为人，人们的感觉常会限于谦和谨慎、淡泊宁静，实际上，如果再去体味他进行诗歌创作时的澎湃激情，忆想他在抗日烽火中进行诗歌活动的身影，再读读他的这些诗篇，就不难感受到诗人深切关注祖国命运、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胸膛里并存着烈火春风。既有谦和谨慎，又有鄙夷愤怒；既有纯洁恬静，又有激情似火——这就是孙望先生完整的诗风与人格。
春风桃李香遍天涯
孙望先生的执教生涯，最早可以追溯至他在金陵大学读书时期在汇文女中(今南京市人民中学前身)的兼课。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机关当职员。1942年，金陵大学迁至成都华西坝，高文先生任中文系主任，他得知孙望倦于机关生活而有教书之意，便把孙望和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程千帆、沈祖菜夫妇请回了母校。从此，孙望开始了他大学教书的生涯。1943年，孙望与霍焕明结婚。霍焕明女士原是汇文女中的学生，后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婚后亦在金大工作。据霍焕明女士回忆，婚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孙望的母亲又从贵阳来到了成都，一家四口，两人的薪水不够开销，霍焕一明便去金大附中兼课，孙望任教之外接受了批改中学生作文的工作。但经济还是困难，只好设法做点牛肉干小生意，自制牛肉干拿到小店代销，经济上总算缓了口气。1945年抗战胜利，孙望夫妇一开始自是很兴奋，以为赶走了日寇，可以不为生计发愁，专心从事教学、写作生活了。但面对国民党调兵遣将、准备内战，他们都非常反感和气愤，心上依然布满着阴云。回到南京，金大因职工宿舍不够分配，孙望一家人只好暂住在锏银巷女神学院的一间房子里，就算I临时安了家。就在这一年，孙望由讲师升为副教授。这时中文系主任刘继宣先生又让出了所兼国文专修科主任，推荐由孙望担任。
1947年，全国爆发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在金陵大学门前，警察用大棒、水龙冲散学生游行队伍，并到处搜捕。学生程恂如无处躲藏，孙望便赶紧将他带回家中，并让霍焕明找来衣服给程恂如换上，保护了进步学生。1949年4月南京获得解放，人民一片欢腾，歌声不绝。那时孙望一家已从女神学院搬到了南京珠江路小粉桥宿舍，对门邻居是高觉敷先生，隔壁是马长寿先生，他们相聚在一起，憧憬新的生活，自发成立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小组，推高觉敷先生为组长，共同学习讨论。在党的领导下，学校九三学社、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组织很快成立。高觉敷先生参加了九三学社，孙望先生与霍焕明女士参加了民盟，夫妇俩一起过组织生活，参加学习。那些日子，他们的生活完全浸润在兴奋、愉快和新鲜之中。
1950年，孙望先生晋升为金陵大学教授，兼任中文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成立南京师范学院(后改办为南京师范大学)，孙望先生被任命为中文系主任。为了建设好中文系，孙望先生不辞辛劳，奔走忙碌，从延请教师到建立资料室，从教学计划的制订，到教学设备的添置，无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当时著名词学专家唐圭璋先生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很想调来南京。孙望先生得知唐先生在宁探亲，便亲自登门商谈调动之事，最后终于调动成功。这样，唐圭璋、诸祖耿、段熙仲以及孙望等一批学富五车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执教于南师中文系，使该系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在全国高校中居于领先地位。他们还手把手地带出了一批年轻教师，为中文系今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孙望先生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有着严谨刻苦的治学精神，淡泊谦和的君子之风，对中文系教师的教风和学生的学风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从汇文女中的初登杏坛，到成都金陵大学的正式执教，从金陵大学到南京师院，从副教授到教授，从1942年到1982年以后，孙望先生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教学和35年的科、系主任生活，1982年至1990年逝世前，仍担任南师中文系名誉系主任。他不仅先后开设过《古代文学史》、《古代小说史》、《唐诗鉴赏》、《古代韵文选》、《古代散文选》等课程，还承担着大量的系务教务工作。从1964年开始，他还连续四届当选为江苏省人大代表，社会工作颇多，几乎完全丧失了写作诗歌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少了潜心古籍的时间。有人为他无法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和更多更好的学术专著而惋惜，但他并无怨悔，更无愧憾。孙望先生早年就瘦弱多病，解放初期又因病截去了六根肋骨，60年代初又切除胃五分之三，而后又患上高血压、冠心病等。但他不计名利得失，长期倾心系务和教学工作，具体入微地认真工作，真诚热爱学生，展现了一位人民教师的高尚品格和无限胸怀，显示出了一颗赤热的师心。李白研究专家、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郁贤皓回忆说：1963年，郁贤皓、钟陵二人分头给高年级学生开设《古代韵文选》课程，为了帮助这两位青年教师上好这门课，系里安排孙望先生和唐圭璋先生负责指导。当时孙望先生不但每周和他们一起到唐先生家研究教学内容，编写、讨论教材，并且亲自上课进行示范，课后还把备课笔记借给他们看，使他们收益匪浅。孙先生对教学极为认真，他的备课笔记都是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就，不但每堂课的教学内容写得非常详细，而且还有许多不需要在课堂上讲的背景材料。他在备《诗经》中《氓》一课时，对“抱布贸丝”的“布”字解释，整整写了五页纸，足见孙先生在备课过程中大量搜集资料，对上古时代的货币史作了深入的研究。即使是讲授多遍的内容，孙望先生也必写讲义。他写讲义、看学生的论文，对其中的引文，即使是很熟悉的诗文作品，也惟恐有错以讹传讹，不惜搬动厚重的线装书、辞书，字字核对。孙望先生为人诚恳至极，乐于帮助别人。多少年来，孙先生的家中，常有熟悉的或者素昧平生的人去请教问题，孙先生从不推辞，总是花许多时间认真稽查资料，然后一一答复。我国第一个词学女博士，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王筱芸一提起孙望先生，总是由衷地表示“先生对学生爱护之热忱我终身难忘!”孙望先生一生精心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学生，门生桃李遍及天下。直到晚年，他还与唐圭璋先生合作，指导唐宋文学博士研究生，后又精心指导日本留学生坂田新博士研习唐代文学。
饮誉学界的唐诗专家
孙望先生长期致力于我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唐诗的研究，造诣精深，著述颇丰，饮誉海内外学界。早在大学时代，孙望先生一面从事新诗创作，一面进行学术研究，对唐代文学尤所致力，辑成有《全唐诗补逸初稿》七卷、《元次山年谱初稿》一卷、《箧中集作者事辑》等著述，在当时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唐诗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要深入研究唐诗，首先必须有完备的资料，而清代学者编辑、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全唐诗》其实并不全，孙望先生为收集、汇编那些缺漏的唐诗，除日军侵华八年期间被迫中断外，前后花费了30多年的心血。大学期间他多方搜集《全唐诗》中遗漏的诗篇二百余首，但他不以此为满足，解放后的30多年间，他一直继续查稽现存的各种典籍、方志、金石资料，对《永乐大典》、《大藏经》、《道藏》等巨帙，他都一页一页地翻检，终于完成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规模较大的《全唐诗补逸》，共得诗八百余首，加惠学界，功不可没。除《全唐诗补逸》外，孙望先生还出版有《元次山年谱》(古典文学出版社)、《(元次山集)校订》(中华书局)、学术论文集《蜗叟杂稿》(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本汉诗选评》(与程千帆等合作编著，江苏古籍出版社)等，重要的学术论文有：《莺莺传事迹考》、《王度考》、《元结评传》、《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韦应物事迹考述》、《漫淡李贺及其与韩愈的关系》等。
孙望先生治学严谨，一生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如饥似渴地读书、查资料、做札记。他的《元次山年谱初稿》成于1935年，但在抗战期间，他还曾“过浯溪而观摩崖石刻，溯潇湘而寻朝阳遗迹”，并继续留意典籍，“偶有所获，辄注眉端；积之七岁，增补之事，无虑过半”。“诸凡史传碑记以及诸家文征之有悖误出入者，悉为勘正”。终于在1957年和1962年两次出版《元次山年谱》，成为传世之作。
20世纪70年代末，孙先生给学生们做过多次治学方法的报告。他说：“做学问要有个长期打算的计划，要踏实地逐年、逐步、分段去进行。”“要为自己选定一两部书，准备花毕生的最大精力去从事研究，要有勇气在这一两部书的钻研中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具有独创的见解。”这是孙望先生对治学经验的总结，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孙望先生的学术研究总是重视实证，他认为做学问要从占有资料、掌握资料做起，这样才能见得全，有比较，断得准，有创获。他说：“必须重视考证工作，无论搞诗文的注释分析，或者搞作家的年谱，都离不开考证。必须对作家的每一个交游设立专案，从各有关书籍中找材料，凭借史料分析、考证，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知人论世’，在这基础上写出文章才是坚实的。”孙望先生的实践即是如此。如关于元结的生年，吴修《续疑年录》及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都定为开元十一年，孙望先生则根据元结《别王佐卿序》“癸卯岁，河南元结次山，年四十五”，以及乾元二年写的《与韩尚书》“结所以年四十，足不入于公卿之门”等资料稽考推算，定为生于开元七年；并指出《续疑年录》致误之由，证据充分，令人折服。又如《箧中集》诸作者向来不为人们所注意，材料很少，讹误尤多，但孙望先生却披览群书，搜罗资料，细心鉴别，去伪存真，终于弄清了每个作者的基本事迹，写出了《箧中集作者事辑》这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他的《王度考》、《韦应物事迹考述》等论文，亦都是有许多细密精审的考订。
在解放以后的论文中，孙望先生还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文学现象。如陈寅恪先生曾指出《莺莺传》因袭《游仙窟》，孙望先生在《莺莺传事迹考》一文中既肯定陈氏见地高远，又指出两文不同，《游仙窟》写的是色情狂发泄，崔十娘、崔五嫂都是淫情洋溢的荡妇；《莺莺传》则写少年男妇正规的恋情之冲动及其经历。在《元结评传》中，孙望先生指出元结思想主要受儒家影响，他的《恶圆》、《恶曲》虽深刻讽刺了上层社会，但目的却在维护礼法。70年代所谓“评法批儒”时，孙望先生写了《漫谈李贺及其与韩愈的关系》，指出李贺诗中有不少讽刺秦始皇、汉武帝的愚蠢行为内容，并不尊重所谓法家，相反，李贺出入儒家韩愈之门，其思想和诗歌创作都受韩愈影响。孙望先生还指出：“时至晚唐，早已不存在纯粹的法家思想……它只能以儒家依附的地位而存在。”从这些精辟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孙望先生学习、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是非常认真的。
在学术研究中，孙望先生坦诚谦逊，对别人提的意见，不但虚怀若谷地接受，而且总是诚恳地致谢。复旦大学青年教师陈尚君同志发现孙望先生的《全唐诗补逸》中有几首是重出诗，便设法转告了孙望先生，孙望先生得知后如获至宝，立即表示要向陈尚君同志致谢。对于陈尚君同志拟请孙望先生修订时改正而自己不准备另写文章的意思，孙望先生马上严肃地说：“这样不好，我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修订，这样会延误子弟的，还是请他写文章发表，可以早一些订正我的错误。”
孙望先生在奖掖后学、扶植学术青年方面，充分体现了他乐于助人的高尚品格和为人之师的奉献精神。苏州大学尤振中同志曾将一部几十万字的《清词纪事》请孙望先生提意见。当时，孙望先生非常繁忙，所以延搁了一些时日，最后还是抽出时间认真地审阅了，并提了不少精到的意见。但孙望先生却还像欠了人家债似的，一再表示歉意，使尤振中同志感动不已。郁贤皓教授回忆说：“近十年来，我凡是遇到疑难问题，总是跑到孙先生处请教，孙先生每次都热诚地和我一起讨论，一起找资料，直到解决问题为止。马鞍山市的同志编了一本《采石矶揽胜》，叫我写篇序，我用文言文写就，拿给孙先生看，孙先生不辞辛劳，帮我逐字逐句作了润饰。”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这样一件感人的事：周勋初教授完成了《高适年谱》初稿，当时虽不认识孙望先生，但还是“冒昧”地转请他人介绍，将稿子送了过去请孙望先生审读。过了些时候，孙望先生的意见来了，一共写了满满三四页纸，连错别字和标点符上的错误也不放过。孙望先生还把长期积累的宝贵资料全盘托出，如高适有《赠畅大判官》一诗，周勋初认为是畅当，但又觉年代不合，翻检《元和姓纂》等姓氏书，也不得要领。孙望先生告诉他章定的《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中有材料，可确证此人为畅璀：周勋初教授在文章中说：“这种无保留地支持后学的热诚，我将永志不忘!”
一代诗人、学者、教授孙望先生是1990年6月1日晚上辞世的。这天的上午起，孙望先生就开始审阅一个博士研究生的15万多字的毕业论文。这本是一个不堪的重负，但他又那样习惯于认真仔细，中午稍息后又看到下午五时前后，孙先生他自己明显地感到很累了，就去洗澡解乏，不想澡没洗完，来了两个学生，又是从福建远道而来的20世纪50年代的学生，他欣喜不已，学生亦不了解他身患多种疾病，又已过度劳累，阔别重逢，畅谈达两个小时。应学生之请，孙望先生又再为他们写了一封信。他送走学生坐到藤椅上想继续审阅论文，不想已头痛难忍，手中的笔掉落在地上，闻讯赶来的医生仍以为是冠心病发作，延宕许久后转送医院时已抢救无术。医生说他头疼时脑子里已在溢血，已经无救。这就是说，他是在为学生看论文、跟学生谈话、替学生写信中去世的，他是在自己的岗位上献出一切以至鲜血以后去世的。他或许为此而感到欣慰，这是一个教师一生的完美的结局!
孙望先生的学生、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永康曾在《南京师大校报》上著文悼念孙望先生，这篇题为《灵前的沉思》的文章写道——
孙先生，我们这些老老少少的学生常说：“别看孙先生清瘦，内在却有一股韧劲，几十年就是如此……”我们的确以为您能支撑到八十、九十、百岁……然而，您现在却静静地睡了，还是那么那么的清瘦。
孙先生，您还没来得及写完一位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评语，用您那一笔不苟的清瘦小楷。您审阅、批改学生们的作业、论文、著作，历来如此——连行书都是不用的。这大概能映出您的精神和品格吧您的一位老学生说：“对于学生的作业，孙先生是一字一字地看，我是一行一行地看，但愿……”是的，面对着先生之灵，我们这一代代教师谁还敢一目十行地“翻阅”学生的作业和论文呢
孙先生，在您的追悼会上，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得到了一次净化。您一辈子都在为他人做贡献，您是地地道道的“无私者”。一想起您的宽和与慈爱，我们这些还要活许多日子的中、青年难道能有“闲心”去纠缠鸡毛蒜皮的恩恩怨怨吗我们应当相逢一笑，并肩携手，在您没有耕耘完毕的教育园地里继续耕耘，这才是正经事……
先生，您是爱花的。请接受我献上的一束鲜花。当然，最令您欣慰的还应当是我们这些“园丁”在今后的日子里年复一年地献上一束束教育人才的“鲜花”，您一定会在花丛中慈祥地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