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圭璋（1901-1990）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编著有《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宋词鉴赏辞典》等，对中国词学事业有着前无古人的独特建树，为培养词学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85年10月，中华书局、中国韵文学会、南京师范大学等八个单位联合举行唐圭璋教授从事教育工作65周年暨85寿辰庆祝会。这是一次盛大的热烈的庆祝活动，各地前来登堂祝贺者达数百人，收到海内外知友和弟子献上的贺电、贺函、贺词、贺联及题字近千件。他的同学王季思亲自来南京道贺，贺辞中写道：“白头相见各欢然。词山曲海浑闲事，乞与高风代代传。”(《鹧鸪天·小词敬祝圭璋学长兄八五华庆》)他的弟子盛静霞颂词《定风波》开头云：“甲子绵延六五周，芬芳桃李遍神州。”后学刘乃昌贺联称：“词府千年仰泰斗，教坛举世颂楷模。”这些充满深情厚意的词章，既表达了人们对唐圭璋道德文章的无限敬仰，也反映了他一生辛勤耕耘、培育人才的光辉业绩。
一
唐圭璋，字季特，满族人，先世驻防江宁甚久，遂寄籍为南京人。1901年1月2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出生于南京光华门内一个清寒的私塾先生家庭。6岁时就随父亲唐古香读私塾。那时候的启蒙读物是《三字经》和《百家姓》。8岁时父亲不幸病故，于是又从一位姓贾的塾师读书，念的是《四书》、《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一直到12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当时的社会局势动乱，各地满族子弟的处境险恶。他一家人逃到南京香铺营姨父处躲避暂住。姨父为汉族人，织机为业，从此唐家改称汉族，不敢说是满族人，以后也就相沿未改。
这一年，他的母亲病逝，12岁的孤儿生活无着，不得已只能寄居在舅父家，靠姐姐替人做针线、摆小摊维持生计。他也帮着做卖花生、香烟的小贩以糊口。舅父当时开了一小杂货店，想让他跟着学徒做生意，但他执意不肯，幼小的心灵中萌生着一个念头：走父亲教书的道路。
13岁时，他进入南京市立奇望街小学。校长陈荣之晓得唐圭璋的家庭经济困难，不仅免收学费，还提供书本和文具，并负担他的一切费用，又鼓励他刻苦攻读，一步步将他带入了神圣的学术殿堂。陈校长是他遇到的第一位恩师，为了不辜负栽培的厚意，他发愤苦读，手不释卷。陈校长没有看错人，三年后，南京市小学毕业会考，唐圭璋名列第一。
小学毕业后，他考入南京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入学不久，这位从早到晚不离书本的青年学子，这位酷爱吟诵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的孤儿，引起校长仇的注目，仇是本地拨贡，又是金陵颇有名望的词家，他聘请的国文教员都是秀才、举人，教的是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古文。仇采认定唐圭璋将来会有所作为，于是悉心指导他阅读古典诗词和名作，并认真批改他所做的古文作业，使他后来从事古典诗词研究有了扎实的基础。仇采是他终生不忘的第二位恩师。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唐圭璋不仅积极响应、支持，而且在白话文的影响下，他开始不作古文而写白话文了。那时他非常爱读《新青年》杂志，尤其是那些极力攻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评论，使他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同时《新青年》所发表一些关于评价中国词曲小说的文章，更提高了他对词曲文学地位的认识，加深了他以古典诗词研究的兴趣。
师范毕业后，唐圭璋由同班同学王有琪介绍到六合西门平民小学担任小学教师。从此他继承父业，由小教、中教直到大学教授，一辈子献身于教育事业。
唐圭璋怎样从小教走上大学讲台，并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词学专家呢这固然是由于他的聪明才智和刻苦勤奋，但与词曲专家吴梅先生的指导是分不开的。他在小学任教两年，1922年夏，考进著名的高等学府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中文系。那时系主任陈中凡注重国学，校内办有《国学小丛刊》。他最早撰写的一篇论文《诗三百篇的修辞》就是发表在这个丛刊上。这时，词曲专家吴梅从北京大学到东南大学任教，他跟从吴梅学词曲，并与词学结下不解之缘。吴梅字瞿安，晚号霜崖，是现代曲学的奠基人，当时与王国维并称为曲学研究的两大巨擘。吴梅在东大开设《词学通论》、《曲学通论》、《词选》、《曲选》、《专家词》、《南北词简谱》等课程，他都选听。吴梅不仅精通词曲理论，而且又擅长箫笛。每次讲授携长笛一支，边讲边唱，潇洒飘逸，学生无不为之倾倒。后来唐圭璋在大学执教时，也常常携笛唱曲，不失为吴梅的得意传人。
吴梅在授课之余，还带领学生建立一个词社，名“潜社”，以鼓励学生潜心学术。唐圭璋与同学王季思、段熙仲、张世禄等皆是社中骨干。吴梅的学生很多，但最为出色的是任中敏(半塘)、唐圭璋和卢前(冀野)三大弟子，人称“吴门三杰”。任、卢两位专攻曲学，词学的天地让给了唐圭璋来独领风骚。吴梅因父母早丧，寄养于叔祖门下。孤儿的身世相同，故对唐圭璋尤其钟爱体恤，待之如家人，不仅指导他作词唱曲，而且引导他校勘辑佚整理词籍，为他走上词学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时期，唐圭璋对词学研究已初露锋芒。他汇辑了《纳兰容若词》，撰写成《宋词三百首重笺》，吴梅热心为之作序，鼓励再三。以后又为《全宋词》、《词话丛编》等巨著作序。他对恩师的深情厚爱，刻骨铭心，没齿难忘。1939年，吴梅客死于云南大姚县李旗屯。当时唐圭璋飘泊成都，山水阻隔，兵戈满眼，他还是赶到云南为老师送行，写下了沉哀入骨的《虞美人·悼瞿安师》和《吴先生哀词》。
唐圭璋在192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任教于江省第一女子中学，后又转到中央军校任国文教官，兼教历史，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大学六年，工作十年，是他事业的起飞阶段和蕴积成果时期。在这段清寒的书斋生活中，他一面教书，一面致力于词学研究。由于师门传播，他对词学积聚了越来越多的强烈感情和兴趣，犹如着魔要样地在词学大海中心迷神醉地遨游。他编辑的《全宋词》目录在全国各地分发后，引起了社会同人的热烈反响。他写的《宋六十家词跋尾》和《四十种词集跋尾》在《江苏国立图书馆年刊》和《制言》上发表后，受到词学界的一致好评。1937年全书初稿完成，36岁的唐圭璋，大名已赫然载入杨家骆所编的《民国名人图鉴》。
二
在旧社会，唐圭璋历经沧桑，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和失业之痛。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教学生涯才得到安定，并一直从事师范教育工作，先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53年秋季调回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至1990年。辛勤耕耘七十载，呕心沥血育桃李。他为中华民族培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人力不滋培，栋梁安得具”(清计元坊《励志》)唐门弟子遍及大江南北，他的学生有教授，有博士，也有普通文化水平的业余爱好者，还有海外学子。这就是他对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唐圭璋长期讲授唐宋词选，也教元明清戏曲。他在教学上的主要特色，不仅是认真编写词选教材，细心批改作业，而且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常携长笛一支，在堂上吟词唱曲，以加深学生对词曲意境的理解。词本来是一种既可合乐歌唱而又有独特体制和审美价值的新声，结合音乐讲授词作，更能体会词中物象之生动，景色之细切和词人之心态，更能把握词作的高度艺术技巧。他早在中大讲授词作品时，往往先按谱吹笛，或用昆腔唱词。悠扬清脆悦耳的笛声，缠绵细腻动人的感情，把学生带进了一个如醉似梦的艺术世界。到了50?60年代，他已不再携笛上讲台了，只是在迎接新生的联欢会上，应邀吹笛以助兴。往往一曲未终，掌声四起，表达了师生们对他精湛技艺的敬重。那时，他虽然在课堂上不吹笛子，但在讲解柳永、苏轼、秦观的词作以及《牡丹亭》、《长生殿》等戏曲时，仍情不自禁地用昆曲清唱其中精彩的篇章，使同学们获得一种优美的、高雅的艺术享受。
唐圭璋对教学的态度，一贯认真负责，批改学生作业更是细致入微。据1940年代的学生王玉清回忆说：“圭璋老师在重庆中大任教授，教读宋词。老师得知我是孤身流亡的学生，对我关怀备至，恩同慈父，不但在学业上耐心指导，严格要求，而且我经常到老师宿舍去问难求教，老师从无倦容，仔细为我讲解宋词的精微奥秘，并辛苦地为我修改词章习作，从章句、字、辞到句读一丝不苟。”直到唐先生晚年还依然保持着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丰采。他虽然年迈体弱，不能到校上课，但仍坚持在家里亲自为研究生开课讲授，尽管声音微弱，语调缓慢，而所讲历代词学研究概况以及重点作家作品，思路非常清晰。老人侃侃而谈，为他们开启了学词的门径。尤其是指导他们撰写毕业论文，不仅开列课题的必读参考书目，而且对于研究现状也了如指掌。那些书在什么图书馆查找，什么问题前人已作过论述，如此等等，说得一清二楚，如数家珍，并严格要求学生认真阅读，占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好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记忆力使同学们感佩不已。在他的精心指导下，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其中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钟振振的《贺铸词校注》、王筱芸的《碧山词研究》、肖鹏的《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王兆鹏的《南宋前期词人群体研究》等，都先后出版问世，深受词学界的好评。
唐圭璋从事教学的另一个特色是研究与教学的密切结合。早在大学读书时期，他就和同学任中敏联手进行汇辑《全宋词》的浩大工程，拟定了一个分四个阶段进行的计划，准备在前代学术基础上广泛搜辑，补诸家词丛之遗。可是当第一步刚迈出时，任中敏就投身教育，放弃了这项合作。汇辑《全宋词》的任务落到了他一人身上，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白天，他在南京龙蟠里图书馆阅读八千卷楼的藏书，中午也不回家，就在馆内小食堂花两角钱吃顿便餐。晚上，他又在梧桐树下整理校勘抄录的资料，多么平凡而又艰苦的手工劳动呵!如此年夏一年，终于积累了许多新的发现：
他从《永乐大典》残编中辑出了稀见的宋词；
他从石刻拓片中找到了一大批散佚的宋词；
他在《四库全书》宋人别集中发现了沉睡已久的宋词；
他在地方志、花木谱录中找到了散落的零章断句。
词稿在他的窗前一寸寸堆积起来，无数个风雨黄昏在他的笔下悄然而去。“十年辛苦不寻常”，他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吴梅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在1936年3月25日作《序》云：“唐子此作，可谓为人所不敢为矣。”又说“唐子以一人之耳目，十年之岁月，成此巨著，举凡山川琐志、书画题跋、花木谱录，无不备采，已非馆阁诸臣所及。而互见表一卷，尤足息前人之争，祛来学之惑，此岂清代词臣得望其项背哉。”该书在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因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被炸毁。1940年由迁往香港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线装本。当时印数极少，且因时局动荡，清样未能过目，书中的疏误甚多。往事不堪回首，解放后，亟需修订增补，但想到自己年迈体弱，难以外出查阅资料。因此，学校专门为他派来了工作助手，协助查抄有关资料。这样他可以专心致志地在家修订书稿。后来，他又向中华书局推荐著名学者王仲闻负责审稿校订。1965年，《全宋词》以崭新的面目问世，在词学发展中上竖起了一块丰碑，代表了当代词籍校勘之学的最高成就。但他并不满足已有的成就，结合古典诗词教学，继续追求新的资料，新的观点。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一是唐圭璋在1940年为中大学生开设《宋词选》，在教材中对具体词作的阐释，言简意赅，而多中肯綮，往往发前人之所未发。后来在教学实践中又不断修改、充实，成为一部《唐宋词简释》专著，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数十万册，畅销国内外。
二是在1956年，南师举行首届科学报告会，邀请校外教授专家前来参加，盛极一时。唐圭璋的论文是《柳永事迹新证》。过去词学界对柳永的生平说法不一，他也写过文章，但感到论据不足。在多年的教学备课中。他都注意搜集有关资料，终于发现柳永家世生平的新材料，撰写了这篇论文，并由此提出了宋初柳永大量创作慢词，与小令双峰并峙的观点。这篇论文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在国内外词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此外，唐圭璋对中学语文教学非常关心，他不仅经常解答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疑难问题，而且还曾亲自为语文教师作辅导讲座。比如1956年，全国文化界、教育界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诗词的热潮。为了满足江苏中学教师的需求，唐圭璋接受学校的派遣，专程到常州、无锡、镇江三地，为中学教师作学习毛主席诗词的专题讲座。每到一处，他既讲解毛主席诗词博大精深的革命内涵，又阐明这些词章的高度艺术技巧，受到了中学教师们的热烈欢迎。他为提高中学语文教师的业务水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
唐圭璋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祖国文化教育事业，奉献给了词学。他为国家培育词学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又笔耕不辍，孜孜不懈，推出一部又一部的词学专著。累累硕果，凝结着他日夕伏案、手不停笔的心血；煌煌巨著，显示出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风范。
唐圭璋在词学研究中的特点，首先是考证精博，立说翔实。他整理研究词籍的方法，既吸收了乾彭嘉学派的考据之长，又运用了比较科学的方法，进行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如编《全宋词》，要搜集宋一代的词作，并不是一件简间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不仅要有经、史、子、集等方面的知识，而且涉及到目录学、版本学以及金石、方志等多种学科。尤其是宋人诗集版本不同，卷数各异，多寡不一。比如苏轼《东坡词》有20多种版本，秦观《淮海词》有30多种，周邦彦《清真词》也有30多种版本。这些版本刻印年代有早有晚，有的刻本较精，有的粗劣，有的出于翻刻。为了审订文献，辨别版本源流，察其完缺，确认祖本，他潜心研究，在掌握大量版本目录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宋词版本考》，故《全宋词》所采用的宋人词集以善本，足本为主。如明毛晋汲古阁刻李之仪《姑溪词》86首，他据《姑溪集》本增补8首。毛晋刻印过《龙洲词》45首，颇多缺漏，他据明沈愚刻《龙洲词》多出34首。至于原刻文字有脱讹，则据其他善本校勘。由于他精通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又做到择善而从，所以《全宋词》中改正前人沿误袭谬之处甚多。
此外，古籍记载中的宋人词作，模糊的、错误的地方极多，一首词作常有几个词人争夺所有权，张冠李戴、冒名顶替、同名同姓等现象的存在，犹如一团团浓重的迷雾，倘不识辨，必然沿讹。为了辨别作品真的，他不厌其烦地翻检群书，作《宋词互见考》，以“息前人之争，祛来学之惑”。这种征引有据，立说翔实的治学态度，正是我们今天要发扬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其次是钩沉表征，持之以桓。唐圭璋在大学时代从事词学研究，数十年来，矢志不移，从不旁鹜精力。他在30年代独编《全宋词》时，又悉心搜集汇编《词话丛编》，并兼辑金元词汇。1934年《词话丛编》初稿完成，收词近60年，吴梅先生为之作序，称“此书洵词林巨制，艺苑之功臣”。该书刻印后，他仍然不断搜集寻访，以谋续刊。经过40多年的沧桑变迁，他始终没有动摇过修订重编的意志，正是一步一个脚印。到了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词话丛编》(修订本)精装五大册。新版不仅校勘旧版中的文字错误，而且增补了25种，共计85种词话，近400万字。这部宏篇巨制集历代词话之大成，在我国词学批评史上矗立了一座丰碑。
三年之后，中华书局又推出唐圭璋的《全金元词》。这部巨著最初定名为《金元词汇》，所辑原稿曾在南京一度散佚，幸而保存了篇目，才得以从头重辑。60年代初完成初稿，其中所辑《道藏》中的金、元道人词，对考订词律及研究词曲演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他花费了不少心血，钩玄表征，认真辑录出来的。原稿曾借给友人夏承焘参用。可是没有料到夏先生在“文革”遭受劫难，此稿也在抄家时被烧毁。直到1974年夏先生始函告原委。唐圭璋获悉后，没有一句怨言，又按存目重新辑录，并雇人代抄。当时此类书籍难以借出，一时无法校订。书稿交给中华书局后认为此书基本上具备“全”的规模，乃用《全金元词》书名于1979年10月出版。但该书付梓后小样未能过目，故书中存在一些疏漏和失误。近几年来，他又根据海内外学者提供的资料，进行修订校补。不幸校订工作即将竣事，而先生已遽归道山。
三是师友切磋，博采众长。唐圭璋在编《全宋词》、《词话丛编》过程中，不仅得到恩师吴梅的指点，又承汪辟疆亲自审阅，而且在同学和词友中，书札往来，互相切磋。他善于吸取他人之长，补已之短，但从不掠人之美。如同学任中敏将自己所藏的诸家词集全部送给他。该书出版后，任先生又通读全书，指出某些错误，他在再版时，一一加以改正。又如词友夏承焘得知他编《全宋词》，便将陆游《剑南诗稿》中有《渔歌子》五首以及《平阳县志》中有石刻宋词等都写信告诉他。特别是词友王仲闻，早在他把《全宋词》目录分发全国征求意见时，就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并把自己所作的《宋词长编》借给他参考。解放后又为审阅修订此书花了整整6年时间，补正甚多。以上数事，外界不甚了解，但唐先生从不掠人之美，在《我的学词经历》一文中予以披露，以不忘师友对他治词的帮助。
四是词论研究，博大精深。唐圭璋论词的“批评之学”，师承于端木采，而“导夫先路”者实为周济。经过王鹏运、陈延焯、况周颐、朱祖谋诸家努力，开疆拓宇，最后由吴梅先生直接传授，自成一家之学。他不仅精通两宋、金、元词，熟悉明、清至当代词家，而且对词史、词乐、词律等都有深厚的造诣。因此纵论古今词坛，全局在胸，别具卓识。尤其是所撰《历代词学研究略述》，从词的起源、词乐、词论、词律等到词人传记、词集版本、校勘、笺注、辑佚等，进行全面深入的系统评述，体现了他对词学宏观研究的成果。
四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酬乐天咏老见示》诗中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里用来写照唐先生晚年的生活情景是非常恰当的。他晚年更加谦逊、慈爱、随和，生活上淡泊无求，衣着朴素，一直与家人安居斗室，怡然自处。他因年迈体弱，辞掉了南京市人大代表、南京市文联副主席、省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但仍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等职，经常接待许多慕名来访的海内外学者。在不足8平方米的书房兼卧室里，没有一件现代化的家具，而到处堆满着各种版本的书藉。这就是一代词学宗师的梦桐斋。一位来访的外地著名教授感概地说：“圭璋其人，学问不易及，人品不可及”。
唐圭璋晚年，虽然精力不济，但奖掖后进，却是不遗途力。尤其对中青年词学工作者寄来的文章，无论是否与作者相识，也不管字数多少，有的洋洋数万言，他都一一细细审读，边读边加眉批，或改正错误，或奉献材料。如果发现有一得之见，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加称引，以资鼓励。对于学术上的不同见解，他一贯主张各抒已见，从不以专家自居。比如学术界对女词人李清照的改嫁问题，岳飞《满江红》的真伪问题以及宋词中婉约与豪放两派之争，一度讨论热烈，莫衷一是。他都先后写过文章，申述已见，以推动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以权威的口吻来平息争端。至于自己研究著作中的偶而失识，他一旦发现，随即予以修订，从不敷衍了事。比如宋代有两位同名同姓的李洪，一位是江苏扬州人，一位是江西庐陵人。江西李洪有兄弟四人，即李漳、李泳、李、李浙，皆能作词。《全宋词》第二册1667页和《宋词四考》第10页、第49页李洪及诸弟均作扬州人，弄错了籍贯。唐圭璋发现这个错误立即改为江西庐陵人，并函告有关出版社再版时订正。他这种严于律己、宽容待人的高贵品质，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认识他的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无言的身教让学子们领悟到：只有人品与学问同时修炼，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学术境界!
由于唐圭璋先生对中国词学事业有着前无古人的独特建树，又为培养词学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90年，国家授予他“有特殊贡献的专家”称号，纵观唐圭璋的一生业绩，他是当之无愧的。他无愧于龙的子孙，无愧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无愧于先师吴梅，无愧于自己。他以90高龄无疾而终，飞向天国，飞向遥远的古代，去寻觅心仪已久的诗人词客了!
唐圭璋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开创的业绩却永远铭刻在学子们的心中：硕德青年同樽祭酒，学林文苑共仰词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