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录：
[1]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流（1—6卷）[M].张道真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汪）
[2]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哈）
[3] 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M]. 高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陈）
[4] 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M]. 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杨）
[5] 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 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卢）
[6]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白春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汪）
[7] 罗伯特· E.斯皮勒.美国文学的周期[M]. 王长荣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哈）
[8] 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M]. 袁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杨）
[9]纳博科夫.文学讲稿[M]. 申慧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陈）
[10] 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M].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卢）
（二）导读
1.《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6卷）导读
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著。1872—1890年首次以丹麦语出版，随后即被译为德、英、法等多种语言。中译本《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1—4卷，侍桁译，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36—1939年； 1980—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张道真、刘半九等人的新译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6卷），1997、2009年两次重印。
格奥尔格·勃兰兑斯（1842—1927）是哥本哈根大学教授。1871年，他在该校发表演讲，高度评价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德国和英国文学，并以其为标尺，抨击丹麦文坛。这些演讲后来结为6卷本《19世纪文学主流》出版。这部批评巨著为北欧“问题文学”的出现作了理论上的铺垫，推动了北欧文学的发展。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第1卷《流亡文学》描述1789年大革命后产生的法国流亡文学，认为它形成了对18世纪时代精神的“萌芽时期的反动”，但又和多种革命潮流交织在一起，成为19世纪“伟大文艺的序幕”；第2卷《德国的浪漫派》研究的是文学中“上升时期的反动”，它表现在具有半天主教性质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第3卷《法国的反动》考察了法国文学在王政复辟时期“胜利了的、极盛时期的反动”，它试图重建被打倒的“权威原则”；但在文学中却存在着对这种原则的潜在的反对倾向，最后导致它的解体；第4卷《英国的自然主义》讲述以“湖畔派”为先声、以拜伦为高峰的英国诗人的作品，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潮流，荡涤开各种古典的形式与传统，创造出一种支配整个文学界的“自然主义”，孕育着此后欧洲文明中一切自由思想的胚芽；第5卷《法国的浪漫派》展示了1830年七月革命前发生在几乎所有伟大法国作家身上的变化，勾画出法国“浪漫主义”的形成及其与德国浪漫派汇合、自由思想取得胜利的图景；第6卷《青年德意志》论述的是年轻的德国作家们在希腊解放战争和七月革命精神的鼓舞下，在文学领域开展自由的运动，为1848年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准备。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显示出看待欧洲文学的整体性原则：著者不是把某国文学看成孤立、个别的现象，而是认为它们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体现于各国文学中的不同形态；每一作家作品都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文学整体的一部分；欧洲各国的思想文化、精神心理、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学运动之间也相互作用，构成特定时代文化的整体，文学只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著者也因此而把文学史看成一种心理学，认为文学由民族精神、民族感情及其历史而产生，又可依据文学而认识这一切。
从这部巨著的结构体例，可以看到黑格尔的“三段论”的影响。如果说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正题”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反题”是波旁王朝复辟，“合题”是与1830、1848年革命相关的民主和自由；那么，在文学上则相应地先后出现了：“正题”——具有自由、平等和民主精神的18世纪文学，“反题”——对18世纪文学的反动，“合题”——这一反动的被打倒，英法浪漫派和“青年德意志”的兴起。
勃兰兑斯还受到艺术史家丹纳的“三要素说”（种族、环境、时代）的影响，既注重文学史实，又常常不厌其烦地交代社会政治背景，有时似乎离题太远，其实是在说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所带来的思想文化背景、精神心理、时代风尚等方面的变化，探寻文学变化的原因。著者也受到法国批评家圣·佩甫的影响，重视作家的生平、心理和个性因素等对其创作的制约，考察作家与其笔下人物的精神联系，如歌德与维特、卢梭与圣普乐、夏多布里昂与勒内的关系。著者还时而极有兴致地描述作家的生活细节、作家之间的关系，意在由此而发现作家的个性与其创作之间的联系。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整个行文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论述性的，描述之中穿插议论，有如随笔，这就使它具有很大的可读性。著者的语言风格是激情充溢，文采飞扬，具有气势与力度。全书还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其中既有法、英、德国文学与丹麦文学的比较，也有作家与作家、作品与作品、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比较。它不仅是迄今为止研究19世纪欧洲文学的一部权威性著作，也是早期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
（撰写人：汪介之）
2.《西方正典》导读
全名为《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当代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2005年由译林出版社推出。
哈罗德·布鲁姆是具有独特文化身份的一位批评大家，他的十几部著作和在耶鲁大学长期教学的资历使他在美国学术界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西方正典》是对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国“文化战争”的回应，这场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之间的争论引发了文学的“经典之争”，争论的矛头指向传统西方文学经典的界定和更新。多元文化主义批评西方文学经典和美国文学经典建构中的白人中心主义倾向，要求让那些长期被压抑的边缘声音得到释放，即将本土文学、女性文学和少数族裔文学中的优秀作品纳入经典体系。“经典之争”除了关注经典本身的界定和重构以外，还引发了文学研究的审美批评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学术争论，即关注文学的审美功能还是社会功能。
关于上述两点争论，布鲁姆在《西方正典》的“序言与开篇”中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要延续西方文学的正统血脉和坚持文学审美批评的自主性。《西方正典》深入分析了从但丁到贝克特等二十几位西方文学大师的经典著作，清理出一个连贯而紧密的经典谱系，建立起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的“道统”，从而捍卫传统文学的经典地位。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通过对经典作家和作品的筛选旨在表明，文学经典代表了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而经典建构涉及到传承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延续什么样的民族特性等重大问题。
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极力主张重视经典审美价值，他强调通过对作品崇高风格的审美体验来达到审美的愉悦，以及他在细读文本和互文比较中向读者传达他的审美体验和认知快感等批评实践都显示出，他所提倡的审美批评正是传承了西方文学和批评的经典观念。从他对莎剧人物和惠特曼诗歌的解读中，我们可以充分领受到鲍姆嘉通的“感性的审辨力”，以及温克尔曼的“崇高或雄伟的风格”。布鲁姆的审美批评是对“审美卓越、知性力量和智慧”三个标准的追求，并在审美体验和认知活动中感受到充满创造活力的“陌生性”。所以他对玩世不恭的福斯塔夫(《亨利四世》、《温莎的风流娘们儿》)和善于吹嘘的佩德罗大师(《堂吉诃德》)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偏爱，认为这些人物都具有充满活力的性格，因而也是“美”的。如果耐心细读《西方正典》中对但丁的《神曲》、惠特曼的《草叶集》或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等作品的分析，那么将会发现书中字里行间充溢着的正是这样一种审美体验和鉴赏认知所带来的欣喜，而作者也正是由此发现了西方经典作家的审美原创性和艺术正典性。
（撰写人：江宁康，哈旭娴）
3. 《小说的兴起》导读
全名为《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研究》（1957），伊恩·P·瓦特著，高原、董红钧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92年出版。
伊恩·P·瓦特（Ian Pierre Watt，1917-1999），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他出生在英格兰西北部的威斯特摩兰郡，曾在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学习和工作，后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英语教授，并加入美国籍。瓦特对18世纪的英国文学，尤其是对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曾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在这一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声誉。《小说的兴起》是其代表作，该书将现代小说兴起的原因追溯到18世纪早期主导哲学的、经济学的以及整个社会的形势与潮流，被许多学者视为一部在小说的起源、现实主义研究方面具有创新性的专著。
18世纪早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是笛卡尔、洛克、斯宾诺莎等人的理性主义哲学。瓦特分析了笛卡尔、洛克等人的哲学所引起的人们关于自我、个性、时间和空间等一系列观念上的变化，并揭示了这些变化对现代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叙事方式的影响。然后，他又考察了当时由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变迁，着重考察了读者大众在性质上和组织结构上的变化与小说的繁荣发展之间的关系。接下来，瓦特分别探讨了18世纪三位杰出的小说家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的创作。透过瓦特精细而深入的剖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上三位小说家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各有侧重，而且禀有不同的艺术个性。在笛福小说精确的现实主义描写中，渗透着鲜明的经济个人主义与清教个人主义倾向，而在美学经验上却显得匮乏。理查逊的小说多涉及青年男女间的恋爱、婚姻问题，青年男女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与表现，往往又折射出当时的道德、习俗、宗教以及关于婚姻与财产的法律制度方面的状况。瓦特饶有兴味地谈到理查逊笔下的少女形象帕梅拉所引起的争议，并探讨了该形象在英国小说史上的独特意义，给人以很多启发。与笛福和理查逊不同，菲尔丁更加重视古典文学传统，并且提出了创作“散文滑稽史诗”的文学追求。瓦特一方面认可菲尔丁《汤姆·琼斯》的情节的确具有史诗性，“展现的是整个社会的一幅范围广大的全景图”，另一方面又引用约翰逊博士的批评指出，“菲尔丁坦率地、甚至不无炫耀地拒绝深入他的人物的心灵深处”。在对作为小说家的菲尔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之后，瓦特又对其创作中的很多具体问题做出了详尽的阐释与公允的评价。
《小说的兴起》于1957年出版后即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认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发表书评，称其是近年来唯一的对18世纪早期小说予以充分研究的著作，是将现代社会学应用于文学的开山之作。美国《星期六评论》也评论说：“本书的力度不止表现在某一种方法或观点上……，瓦特教授不仅使我们对作为主要社会趋势的文献或反映的小说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使我们对艺术创作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2001年该书的新版推出后，仍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英国小说史：1700-1780》的作者约翰·瑞提（John Richetti）从专家的角度作出如下评价：“对于研修18世纪小说的学生来说，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依然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不可或缺的、绝对必要的书。”
（撰写人：陈瑞红）
4.《论小说与小说家》导读
为20世纪英国小说家与文学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的小说评论选集。译者为瞿世镜。该著中文版最早于198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后由译者补入伍尔夫长篇论文《一间自己的房间》，作为“伍尔夫文集”之一种不断再版，深受读者欢迎。
伍尔夫为20世纪英国意识流小说大师、现代小说理论的倡导者、“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核心人物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化与文学研究先驱。瞿世镜为中国最早从事伍尔夫小说翻译与研究的学者。他从伍尔夫大量文学批评随笔中精选出作家关于现代小说理论以及经典作家作品的著名篇什，辑成该著。
伍尔夫不仅有精美的意识流小说如《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与《海浪》等传世，亦是出色的文学随笔作家，有多部随笔集如《普通读者》和《普通读者二集》等。《论小说与小说家》选译的文章大致分为几种类型：开头的两篇为提纲挈领之作。在《普通读者》中，伍尔夫首先表现出对普通读者见解的高度尊重，明确指出：“诗坛的荣誉桂冠，最终还得取决于未经文学偏见污染的读者们的常识。”《论现代小说》则是伍尔夫反对“物质主义”而推崇“精神主义”，倡导意识流小说探索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代表作。
第二组的五篇随笔是对英国妇女小说的探讨。伍尔夫不仅讨论了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和乔治·爱略特的小说艺术，还在名篇《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出了“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她必须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的脍炙人口的观点，强调了经济的独立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世界的独立对于女性从事创造性艺术活动至关重要的意义。“一间自己的房间”已成为女性独立精神空间的著名比喻。
在第三组的六篇文章中，作家对18-20世纪的英国作家，如笛福、康拉德、哈代、梅瑞迪斯、劳伦斯和福斯特等进行了评价，清晰表明了她的现代小说观念，以及对英国文学传统的熟谙与尊重。
第四组的三篇评论表现出伍尔夫对19世纪俄罗斯小说大师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对20世纪美国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辛克莱·刘易斯和亨利·詹姆斯，对20世纪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等的小说艺术穿透血肉之躯，揭示人物灵魂的复杂性的高度推崇。这些评论也表现出作家异常开阔的文学视野。作为世界文学史上读书最多的作家之一，伍尔夫深厚的文学素养于这些批评文字中可见一斑。
第五组的三篇文章中，《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狭窄的艺术之桥》与前面提及的《论现代小说》并列，被誉为伍尔夫阐释现代小说理论最重要的三篇论文。最后一组则是分别关于《小说解剖学》和《小说面面观》的短小精悍、风趣活泼的书评，典型呈现了伍尔夫不拘一格、感性而睿智，善于以形象化的语言传递抽象的观念的特点。
作为创作与批评兼擅的作家，伍尔夫的上述评论文字突破了很多文学批评著作抽象晦涩、刻板僵化、远离普通读者的缺点，灵动有趣而又才情横溢，常能给读者带来新鲜的兴味。
（撰写人：杨莉馨）
5.《小说面面观》导读
《小说面面观》（1927）为英国小说家、批评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879—1970）所著，首次出版于1927年；第一个中译本出版于1984年（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该书深受西方文学界的好评，曾被誉为“20世纪分析小说艺术的经典之作”。
《小说面面观》是一部关于小说理论的研究专著，这是著者根据自己1927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克拉克文学讲座”中使用的讲稿整理而成。在这部论著中，福斯特选择了小说的7个“面”：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布局（图式）、节奏，并对每一个“面”在小说创作中的作用与意义，彼此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剖析，所以全书称为“面面观”。美国批评家雷纳·韦勒克认为，福斯特对小说艺术的分析与评价是以现实主义文学为标准的，其中亦有偏颇之处，譬如，对“故事”因素的贬低，对司各特、乔伊斯、梅瑞迪斯等作家的苛评，但是，作为小说艺术形式研究的入门读本，福斯特的观点仍值得研究与借鉴。
福斯特对小说研究影响最深远的方面，是他提出的一组概念：“扁形”人物与“圆形”人物。他认为一般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以分为这两类。“扁形”人物“是围绕着单一的观念或素质塑造的”，仅具备一种气质、性格缺乏发展；“圆形”人物则是个“多面体”，具备复杂的多层次性格，给人以“立体感”。福斯特本人并不偏向哪种类型的人物，而是认为这两类人物各有其相应的角色位置，应该在作品中交替出现、互相配合，使小说人物与其他各方面形成和谐的有机整体。
福斯特对小说的布局与节奏也很重视，他认为这两者都关系到小说的形式美。“布局”（又译“图式”）来自绘画术语。福斯特指出：“故事诉诸我们的好奇心，情节诉诸我们的智力，而布局则诉诸我们的审美感，它促使我们把作品看成一个整体。”他以“更漏型”来形容法朗士的《黛依丝》和亨利·詹姆斯的《专使》（即《奉使记》），以“长链型”来形容帕西·路伯克的《罗马画卷》，并对这三部小说做出比较，然后指出，“布局”虽然重要，但它只是审美的一个方面，不能为了追求布局的外在形式美而牺牲了小说的其他方面。“节奏”来自音乐术语，福斯特虽然未对小说中的节奏做出明确定义，但是从“节奏”与“布局”的关系来看，它指涉的应该是小说的内在叙述逻辑与人物的意识关联。福斯特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为例，分析不断发展的节奏——“音乐短句”是如何从内部缝合了小说的。福斯特指出，节奏“不像布局那样始终存在”，可以给人明确的形式感，“而是凭它那美妙的盈亏圆缺使我们心中充满了惊奇，新鲜感和希望”。
福斯特重视小说技巧，认为小说创作应当遵循一定的艺术规律。他对小说的分析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扎实细腻，深刻透彻。作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一员，福斯特也受到现代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譬如，在分析“故事”与“情节”的区别时，他提出两者不同的“时间”因素。在他看来，“故事是叙述按时间顺序安排的事情”，但情节的重点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意识使时间顺序意识显得暗淡了”，这与当代叙事学对小说的话语层面中时间处理的关注是较为接近的。福斯特认可亨利·詹姆斯关于“作者退场”的观点，重视读者反应，经常以读者的阅读心理作为论述依据，这也显示出20世纪小说批评的特点。《小说面面观》是公认的西方小说美学经典，它对于我们学习与掌握小说形式研究的方法，具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撰写人：卢婧）
6.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导读
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巴赫金著。1929年初版时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63年经著者修订后重版，更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译本（白春仁、顾亚铃译）由三联书店首次出版于1988年。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1895—1975）一生甚为坎坷，但著作颇丰，在哲学、语言学、美学、文艺学、历史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提出了复调小说理论。“复调小说”的概念来源于音乐术语“复调音乐”。作为多声部音乐的一种，复调音乐的特点是：若干旋律同时进行并组成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各声部在横向关系上均有其独立性，在纵向关系上则彼此形成和声关系。在巴赫金之前，俄国已有学者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情节布局近似于复调音乐。巴赫金继承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经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系统地阐述了复调小说理论。
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和作为欧洲小说传统模式的“独白型”小说的区别在于：在独白型小说中，作者“统领”他笔下的所有主人公，而复调小说却采取了全新的作者立场，即“对话立场”，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他们不再是作者所要表现的客体，而是直抒己见的主体；作者不是讲述他们，而是和他们谈话；不把主人公作为自己的传声筒，更不对他们进行“最后定论”。所有主人公的声音都具有自身的价值，每一声音都是一种信念或“观点”。这众多的声音和意识都是平等的，相互倾听，彼此反映，形成一种对话关系。
复调小说的另一特点是：“思想”成了描绘的对象。在独白型小说中，思想或是构思原则，或是作品主题，或是作者的观点，但其本身都不是描绘的对象。复调小说所擅长的正是描绘他人的思想，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些冥思苦想的人，都有某种“伟大而没有解决的思想”，思想支配了他们的个性。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理解思想的对话本质，把思想看成不同意识、不同声音之间演出的生动事件。这就决定了其小说的“构形原则”：它们不是一个由描写对象组成、由他的独白思想阐发和安排起来的世界，而是一个由相互阐发的不同意识组合起来的世界，一个由不同人的思想意向组合起来的世界。作者本人的思想不承担全面阐发他所描绘的世界的功能，而是化为一个形象进入作品，作为众多其他意向中的一个意向，众多他人议论中的一种议论。
与上述特点相关的是复调小说的“共时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遵循共时原则，不交代原因，不写渊源，不从过去来说明问题，只从同时共处的角度来观察和描绘世界，其中的一切矛盾，并未形成发展的过程，而是在同一平面上展开，或是相伴平行，或是相互对峙，或者彼此和谐但互不融合。
复调小说是一种全面对话性的小说，其中的人物是交谈的主体。对话在其中居于中心位置；它不是作为一种手段，而是作为目的本身。这种对话不是一般的情节性对话，不受交谈人之间情节关系的制约。这种不同声音、意识和思想之间的对话，不仅表现在小说的布局结构上，还存在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对话型的世界感受”贯穿于所有复调小说。
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建复调小说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是一种新的小说体裁，而且标志着艺术视觉的一种新形式。它拓展了小说家们的艺术视野，使他们有可能从新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它对审美思维也提出了新要求，促使人们改变把独白形式绝对化，在分析作品时往往要给主人公做最后结论式的评价这种旧有的审美思维模式。复调思维、对话主义作为一种灌注着平等意识和平民精神、倡导交往和互识的思想，涵纳着对于西方文化中的各种“中心论”的深刻批判，启示人们正确地看待不同意识形态体系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懂得主体的建构、文化的建构总是在自我与他者的积极对话中实现的。
（撰写人：汪介之）
7.《美国文学的周期》导读
全名为《美国文学的周期——历史评论专著》，美国文学史家罗伯特·斯皮勒（Robert E. Spiller， 1896-1988)著，王长荣译，1990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美国文学的周期》是美国文学史著述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这部著作的很多素材取自于作者早前组织编撰的三卷本《美国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48），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本书是参加编写那部大型著作的五十五位学者的知识和智慧集于一人的头脑之中所产生的精粹”。《美国文学的周期》于1955年在美国首次出版，作者撰写这部文学史的基本立场是试图把美国文学与欧洲文学（主要是英国文学）的不同传统区分开来，从而解释一个令很多人困惑的文学现象：美国的第二次文学复兴是一场只可能产生于悠久传统和统一文化基础上的文学复兴，但美国显然不具备上述两种条件。斯皮勒尝试从文学是有机整体的角度来解释第二次文学复兴现象。
这部著述的副标题“历史评论专著”（An Essay in Historical Criticism）彰显了斯皮勒撰写文学史的方法。作者认为“真正的文学史应该集中论述主要作家，但是论述时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将他们置于可考证的背景之中”， 文学史著述要为研究个别作品提供一个详细的历史背景。因而，《周期》的每一章节论述都是在精确的时代文化、风俗、知识和政治氛围中，对所选作家的经历和作品提出阐释。
《美国文学的周期》不是卷帙浩繁的三卷本《美国文学史》的精简版，这部简短完整的文学史著述是斯皮勒文学史观念的诠释。斯皮勒文学史观类似于奥斯瓦尔德·斯潘格勒关于民族史的阐释：“有一个开端，一个生活周期和一个结尾”的“循环性的生活模式”，斯皮勒认为每个民族文学的演进历程是具有周期性的，文学演进是一个由年轻向成熟发展的过程。他将以往的美国文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边疆时期和第二边疆时期，从1493年哥伦布发表《书信》到1867年马克·吐温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为第一边疆时期，从1869年横跨美洲的大铁路奠基开始到1954年福克纳和海明威相继获诺贝尔文学奖为第二边疆时期。在第一边疆时期，“一种文明（欧洲）从成熟趋向衰落，而另一种文明（美国）得以诞生”，新文明在这一时期尚未成熟，表现在文学上即呈现为美国文学还没有完全摆脱欧洲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影响，还没有在整体上获得完全的民族文学的文化主体地位，但是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家，如梭罗、霍桑、麦尔维尔、惠特曼等人的作品中已经蕴涵了“美国的成份”；而第二边疆的开拓则意味着美国本土的民族风情和文化遗产在美国文学中得到凸显，美国文学中不同于欧洲传统的文化特质逐渐趋向成熟，形成了“文学美国”的疆界。经过几代作家的努力，美国文学在南北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百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走出古老欧洲文明的影子，形成一个具有独立形态的成熟的民族文学，完成美国文学演进的第二周期。但是，美国文学发展并不会停滞于它的成熟，斯皮勒在著述的结束之处预言美国文学将经历第三周期。
斯皮勒美国文学发展的周期说为测量一首诗、一本剧作、一部小说与美国历史文化渊源之间的美学距离提供了一个公式。
(撰写人：哈旭娴)
8.《伟大的传统》导读
为英国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1895-1978）所著。中文版于2002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译者为袁伟。
利维斯是20世纪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之一，自1925年起在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任教，1932-1953年间与妻子奎妮·多萝西·利维斯主持著名的文学评论杂志《细察》，1962年退休后曾任多所英国大学教授，1967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开设“克拉克讲座”，1978年被授予荣誉勋位。利维斯在诗歌批评方面的主要论著为《英语诗歌的新动向》（1932）和《重新评价：英诗的传统与发展》（1936），《伟大的传统》为其小说批评的代表作。
该著包括五章，分别是：第一章《伟大的传统》、第二章《乔治·艾略特》、第三章《亨利·詹姆斯》、第四章《约瑟夫·康拉德》和第五章《艰难时世》。
著作伊始，关于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利维斯即断言：“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我们且在比较有把握的历史阶段打住——都是英国小说家里堪称大家之人。”针对英国小说史上有关经典作家作品的不同看法，利维斯提出自己的标准是：“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这一标准，利维斯点评了两百多年来的英国小说，臧否了众多的作家，梳理出自己心目中以18世纪的菲尔丁、理查逊与范妮·伯尼为铺垫，以19世纪初的简·奥斯丁为开端，以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和劳伦斯等19-20世纪作家为代表的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
利维斯认为：“伟大的传统”并不仅指文学的传统，同时也是道德意义上的传统。道德关怀因而成为批评家品评作家作品高下的重要立足点，整部著作均体现出这一鲜明的判断标准。如在评价奥斯丁的小说《爱玛》时，利维斯写道：“道德关怀正是这位小说家对生活的独特兴趣的特点，而读者只有从道德关怀的角度才能领会小说的形式之美。”他指出艾略特的优势“就体现在典型的心理分析和与此密切相关的社会关怀上”，把艾略特的伟大归结为“强烈的对人性的道德关怀，这种关怀进而为展开深刻的心理分析提供了角度和勇气”。他认为亨利·詹姆斯早期的作品体现出“洞察深远的道德睿智”，后期创作则丧失了道德触觉的准确性。这些都体现了批评家的道德意识。但利维斯又并非以单纯的惩恶扬善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尺，而是高度重视作家对人性弱点的敏锐而深刻的挖掘，关注作家呈现日常生活中道德复杂性的功力。如利维斯举出《米德尔马契》与《费利克斯·霍尔特》两部小说中人物刻画的例子，盛赞了艾略特摹写“人性的弱点和平常之处，但她并不以为其卑劣可鄙，既不敌视，也不自欺欺人地纵容之”，从而塑造出体现人性的丰富与复杂性、令读者过目难忘的人物形象的杰出才能。可以说，艾略特的文学经典地位，正是由于利维斯的高度评价才获得的。出于同样的标准，利维斯认为梅瑞迪斯、哈代等著名作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对维多利亚时代最受欢迎的小说家狄更斯，利维斯一方面承认其伟大，另一方面又认为，成熟头脑在狄更斯那里，找不到要求人经久保持一种非同寻常之严肃性的东西”，因而仅在末章中高度评价了《艰难时世》。
与此同时，对道德意识的重视亦并非意味着利维斯对形式与审美的忽视。利维斯尤其对语言有着高度的敏感。他认为“伟大的”小说家不仅要对生活保持敏锐的识别力，还要通过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将其有力地传递出来。因此，他批评了康拉德小说《黑暗之心》中语言使用上的败笔，而称赞“《诺斯特罗莫》里的康拉德是堂堂正正的职业艺术家”。
总体而言，虽然利维斯的小说评论常被人讥为偏狭保守，他对构成英国小说伟大传统链条的经典作家作品的看法或许亦有武断之处，但其批评遗产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在20世纪中期形式主义批评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他开阔的批评视野和成熟的道德敏感性，为雷蒙德·威廉斯和E.P.汤普森等人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启示，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
（撰写人：杨莉馨）
9. 纳博科夫《文学讲稿》导读
《文学讲稿》为纳博科夫所著，申慧辉等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91年出版。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俄裔美籍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翻译家。他出生于彼得堡一个富裕而显赫的贵族家庭，自幼受到极好的教育，孩提时就能讲俄语、英语、法语三种语言，曾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修动物学，还学习了斯拉夫语和罗曼语。后因俄国和欧洲的政治风云变幻之故，辗转于德国、法国、美国，1945年，纳博科夫一家加入国籍。在美国，纳博科夫曾执教于威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等名校，讲授文学。他的重要作品有《洛丽塔》（1955）、《菲雅尔塔的春天》（1958）、《普宁》（1957）、《微暗的火》（1965）、《阿达》（1969）等；重要译著有从英语译入俄语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1923）、从俄语译入英语的《当代英雄》（1958，与儿子德米特里合译）、《叶甫盖尼·奥涅金》（1964）等；此外还有一些批评著作，如《文学讲稿》（1980）、《俄罗斯文学讲稿》（1981）以及《堂吉诃德讲稿》（1983）等。
《文学讲稿》是纳博科夫五十年代在康奈尔大学所开设的文学课的讲稿，是在作家去世后由著名美国传记家和学者弗瑞德森·塞耶·鲍尔斯（Fredson Thayer Bowers）编辑成书出版的，著名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还为该书撰写了精彩的序言。该书是一部非常富于个性特色的批评著作，无论是全书篇目的遴选，具体问题的审美判断，还是文本的解读方式，都显示出纳博科夫作为一位大作家的特殊的偏好与深刻的洞见。
纳博科夫推崇天才，认为伟大的作家集三者于一身——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他强调的是后者，认为大作家最要紧的是大魔术师。他推崇纯粹的艺术，认为：“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他称文学作品为神话故事，强调作品的虚构性，在他看来，任何一部杰出的艺术作品都是幻想之作，都应具有“善于模仿的魔力或蒙骗人的双重性”。在《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精选了如下7部欧洲小说进行解读：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庄园》、狄更斯的《荒凉山庄》、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普鲁斯特的《在斯万家那边》、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好小说都是好神话”，这些小说在他看来，就是最上乘的神话。
纳博科夫有很高的艺术禀赋，他的文学及语言修养是超乎常人的；同时他还是一位昆虫学家，曾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任昆虫研究员。在他的身上，艺术家的敏感和科学家的严谨，精妙而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正是这种独特的禀赋与气质，赋予《文学讲稿》以“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该书从本文出发，从分析作品的语言、结构、文体、叙事技巧等创作手段入手，抓住要点，具体分析，充分突出了作品的艺术性，点明了作品在艺术上成功的原因。其中，有对简·奥斯丁“带笑靥的”风格的描写，有对福楼拜的对照法的虔诚细致解释，有同狄更斯的嗜好的衷心认同，也有对乔伊斯那繁忙但分秒不差的时间上同步的展示……文字的抑扬，闪光的机智、嘲弄，以及令人兴奋的细致分析俯拾皆是，这是一种清澈流畅的口语散文，毫不费力便已经才起四溢，并常常充满了隐喻和双关语。不仅如此，纳博科夫以其聪睿的感知力，在分析具体作品的同时又点出了作品之间的承继关系，使我们从中了解到：《尤利西斯》这部奇书的出现不仅应归功于它的作者乔伊斯，它也是历代文学家多年的创作经验和成就的积累与沉淀，而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运用的多声部手法，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纳博科夫告诉我们，一个优秀读者不仅要有想象力、有记性、备有字典，还要有一些艺术感。而读书人的最佳气质在于既富于艺术趣味，又重科学性。通过阅读《文学讲稿》，我们不仅能够了解纳博科夫的艺术思想，跟随他寻找接近名家名作的可靠路径，同时也可以在其卓尔不凡的艺术趣味的熏陶下，培养和提升自己的阅读品质。
（撰写人：陈瑞红）
10.《为什么读经典》导读
《为什么读经典》为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著，由著者的妻子埃斯特尔·卡尔维诺编辑、在他去世后出版；中译本首次出版于2006年（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是20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小说家，也是公认的“后现代派文学”大师，《为什么读经典》收录了著者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期间撰写的35篇文学评论。在这些文章所讨论的对象中，既有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大家，也有一些是对中国读者而言非常陌生的、可能尚未企及“经典”这一头衔的作家，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作家作品对卡尔维诺而言都是意义深刻、不同凡响的。通过这些文章，我们既可以了解卡尔维诺独特的文学兴趣、精辟的文学见解、卓越的文学评鉴技巧，同时也能够进一步认识或重新发现经典作家作品的魅力，获得关于作品解读、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方面的启示。
在开篇的“为什么读经典”中，卡尔维诺罗列出关于“经典作品”的14条定义，如：经典作品可以给人提供“一种宝贵的经验”，“产生特殊影响”；经典作品“无法耗尽”，并“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一部经典作品就是“宇宙的书”，在文化延续中总有一席之地，总能引起共鸣，等等。这些阐释与论述，以生动灵活的形式回答了“什么是经典”的问题，为经典阅读的必要性提供了充分论证，显示出卡尔维诺独特的文学经典观。在其后的35篇论文中，卡尔维诺将“为什么读经典”这一话题转向了“怎样读经典”——即我们面对经典的方式是什么。
“怎样读经典？”卡尔维诺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普适性的标准，或是放之四海皆可用的艺术解剖手法，恰恰相反，他向我们展示了经典阅读的多重可能性，不落前人之窠臼。这也是卡尔维诺批评的个人化风格使然。首先，从篇目选题看，全书共论及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32位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西方古典名著、近现代大家的作品，古代波斯诗歌、自然科学论著，史学家、科学家、戏剧家的作品，亦有知名度不高的现代小说与诗歌，而属于20世纪的作品就有11篇，几乎占了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如埃斯特尔在这本书的“卷首语”中所言：“在20世纪的作家部分，卡尔维诺将优先权给予了他特别尊敬的作家与诗人。”显然，卡尔维诺并没有将一般的传统经典篇目作为阅读标准，而是以个人化的文论品评建立了一个只属于“他的”私人经典系统。
其次，卡尔维诺分析经典作品的角度新颖和多样化，显示出文本细读的深入专注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视野。著者注重文本自身的叙述要素、结构特质以及比喻、格律、想象等形式质素。他的分析，既灵动睿智，又条分缕析、精确细致，在极强的可读性中包含着深刻敏锐的学术见解。他往往直接切入文本，历史背景似被忽略或撇开，而在论述过程中又总是旁征博引、古往今来融会贯通，文学的历史并非作为僵硬的背景出现，而是以其轻逸灵动逶迤其中。这一切不仅体现了卡尔维诺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审美眼光，同时也印证了经典在“众多经典作品的谱系中的位置”。
《为什么读经典》汇集了卡尔维诺不同类型的批评文章，是一位学者型作家的心力之作，它既反映了卡尔维诺对创作艺术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推崇，又可视为他本人创作风格与艺术追求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折射，大有再三品味的空间。
（撰写人：卢婧）
